王丽老师只给我上过一节课。她是浙江省乐清师范学校东塔文学社的指导教师，是我生命中授课时间最短暂的一位老师，却深深影响了我对文学、教育甚至对人生的态度。

    那是个冬天，有雨，阴冷阴冷的。天黑得像一块铁，阶梯教室昏黄的灯光显得更加幽暗。有人从寒气里冲进来停在门口剧烈地咳嗽，有人在空荡荡的过道上搓着手不断跺脚。我想，王丽老师不会来上课了，前些天她的嗓子哑得厉害，很多时候需要配合手势才能与大家交流。

    阶梯教室的人渐渐多起来，除了东塔文学社的成员，还有许多慕名前来的学生。那晚是王丽老师第一次授课。窗外是黑乎乎的夜，忽然冷雨裹挟着一个黑影急匆匆来到讲台，王丽老师没有说话，伸出两只手往下轻轻按了按，示意大家安静下来，然后两只手久久地放在了发言台上。

    “我原先想着还能——讲课的，没想到——被冷风一吹——哑得更厉害了。我给同学们——讲讲台湾的散文，就——就选林清玄吧……”王丽老师的眼睛渐渐明亮起来，似乎重新找回了力量。

    阶梯教室里十分安静，只有她沙哑、低微的声音在轻轻荡漾。我至今还记得那篇散文的题目《承担，是生命里最美的东西》。

    那节课之后，王丽老师的嗓子几乎发不出声音，她也没有再给我们上过大课。我因为负责社刊编辑工作还与她常有接触。她告诉我，医生早就不允许她讲课了，在手术之前过多讲话有失声的风险。

    我一愣。她笑了，说不怕的，你不用担心。“哪怕——我真的哑了，不是还有笔嘛！”她把手里的红笔转了一下，又笑着继续审稿。遇上可商榷的字词和语句就用红笔标出来，征求我的修改意见。

    那次审稿特别漫长，王丽老师的声音越来越低，她却丝毫不在意，用她的话来说，真的哑了，也是生命里该有的东西。

    审完稿，她聊起自己的一篇散文，写的是在梨园遇到两个打鸟的孩子的故事。我记得结尾有一句话：没有鸟的春天，还是春天吗？那时只觉得这句话富有深意，充满忧虑的哀伤。

    王丽老师的声带手术做得很成功，她一再对我说，用不了一个月就能继续讲课了。对于讲课，她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和激情。只是一个月没到，她就去了北京。

    我中师毕业回乡下教书，依然保持着写作的热情。我赞同王丽老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写作者要“眼高手低”，眼界要高，姿态要低。眼界高才能看得远，才不会被一些无关大局的琐碎困扰，姿态低才能接地气，才不会让前行的步伐变得轻浮。

    写作如此，教育何尝不是如此？

    2014年，我担任乐清市智仁乡小学校长。乡村教育已经面临“没有鸟的春天，还是春天吗”式的哀伤。我很困惑，有些老校长劝我只要管好安全就行了。有一段时间，我差点认同了。但王丽老师的那篇文章不时出现在眼前——《承担，是生命里最美的东西》。我又想起她经常跟我说，一个人无论处于怎样的境地，只要有一支笔一本书，心就会和世界在一起。于是，我尝试在学校开展阅读和写作项目，让乡村孩子写出能够发表的作品。其间的跨度有多大谁都能想象得到，但我们坚持下来了。

    随着阅读和写作项目的不断推进，一大批小作家成长起来。学校112名学生有57人加入了浙江省青少年作家协会，先后在刊物上发表作品223篇。后来有媒体报道学校的写作项目，我也有幸再次联系上王丽老师。

    再次见面，已经相隔30年。又听到王丽老师说，乡村教育的春天，还是需要鸟鸣的，你要坚持下去。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乐清市智仁乡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