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有了前几年的准备，“双减”政策落地后，课题校的校长和教师不仅不慌，而且胸有成竹。

    “课堂教学育人的主渠道必须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答案就落实在每一次学科教学中。而‘合作对话’式课堂恰恰体现了师生间尊重、平等的人际关系。只有师生在尊重、和谐的氛围下，才能开展有效的学科教学，才能真正达到‘双减’的目的。”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望京实验学校校长刘美玲说。

    更让校长们欣喜的是，合作对话不仅适用于教学，也适用于教育，不仅适用于教学管理，也适用于学校管理和家校互动。

    当学校以平等、尊重、合作对话的方式与学生对话、与教师对话、与家长对话、与社区对话，学校的管理文化发生了变化，学校与社区的关系也在不断优化。北京市星河实验学校国美分校校长李玮告诉记者，学校首先转变了管理观，从“坏人假设”转为“好人假设”，从制约防范转为促人向好，因为合作成长共同体的基础是尊重，是平等。为此，这所成立不过9年的学校迸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在看到首批进入课题实验的学生抽测成绩后，学校惊喜地发现，4年之后孩子的成绩有了大幅提升，且高于朝阳区平均水平。

    “正是因为有了合作对话的方式，学校吸引到更多社会资源理解教育、支持教育，构建起家校社协同育人共同体。”王利如告诉记者，三里屯一中与所在街道互动，开展学生“走进三里屯”活动，让学生了解社区、服务社区的同时，还邀请社区居民和家长走进学校，为学生开设选修课、职业体验课。

    “如果现在课题结束了，你们还愿意继续实验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实验学校教师给出的答案非常一致——“我会继续进行下去，因为这是师生双减负且提高教学质量的课堂”。

    在课堂上播下“合作对话”的种子，收获的不仅仅是课堂的改变，“合作对话”是一种课堂范式，更是教育教学的内核。

    “‘合作对话’式课堂改变的不仅仅是课堂文化，更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和知识观，即教师与学生既不是师徒关系，也不是主客体关系，而是合作成长共同体。”王世元说。

    2021年7月，王世元撰写的《理想教育文化建构：“合作对话”教育教学范式的理论与实践》出版，在这个理想主义者看来，合作成长共同体是构成“理想教育文化”大厦的梁柱和基础。

    “如果这样的合作成长共同体能够构建起来，那理想教育文化就不会是一句空话，那我们培养‘最佳公民’的目标就会实现。”王世元说。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改革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