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大美，美且奇。

    泱泱历史如歌，在对的时间邂逅别样的美，后人需要用心揣度其特有的质感。看彼时的“簪花”，无论男女皆可尽之，实在是另一份颠覆传统的流行。

    “花事”乃“瑞事”。北宋庆历五年，扬州太守韩琦是远近闻名的爱花人士，自家院里的一株芍药“金缠腰”不负主人悉心照料，这年一根枝条上竟并蒂而出四朵花，一时间惹来啧啧赞叹。韩琦特邀驻守在当地的王安石、王珪前来府中，顺道将路经此地的陈升也一并邀来共赏。几杯甜酒下肚，韩琦开心地剪下四朵芍药，给自己头上插一朵，请三位友人各插一朵……此后30年间，这宾客四人居然先后都当了宰相。由此，“四相簪花”的故事在坊间传为美谈。沧海桑田，直到清朝乾隆帝下江南时仍对“花瑞”芍药情有独钟，并特意将当地的“四相簪花宴”带回京城列入满汉全席。

    事实上，“花事”之风并非始于宋代。且追溯男子与花的渊源，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相当爱花，不过止于佩戴熏香的小趣味而已；隋朝时期男子开始戴花，外出狩猎的太子亦不惜专程插了金花以作衬饰；唐朝时期，《全唐诗》中依稀存有关于“男子簪花”的民间描述……然而直至宋朝，无关男女的“全民簪花”才成为社会的审美归宿。

    是为“花语”？譬如菊花“延寿”，茱萸“辟邪”，梅子“凌寒”；是为“雅艺”？譬如焚香、挂画、点茶，“供花”就在那里不可或缺，所以，邵雍一曲《插花吟》“头上花枝照酒卮”；陆游遍游诸家园“为爱名花抵死狂”……而才子苏轼，年轻时犹爱头插玫瑰，“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与苏轼的有感而发相媲美，想必“簪花”已是大宋子民渗进骨子里的一种生活态度吧。

    “花事”乃“盛事”。宋朝皇帝以“武”开得天下，后继者却多富才情。宋徽宗可谓“簪花”艺术的集大成者，这位精于书画的皇帝每次出游回宫，总是从头到脚一派春光：簪花，裹小帽，乘良马，连身边的侍卫宫女也无不赐花簪戴。据说徽宗的每个贴身护卫都拥有锦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宫花锦袄”的行头一度成了出入大内的“天子令牌”。

    “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杨万里的诗作记述的正是宋高宗80寿诞的景象：御宴上“往来皆簪花”，好不热闹。宋朝皇帝爱花，“花事”也因此愈加细化：依据不同官次、品级等，簪花从品种、数量到颜色、材质等不尽相同。到了南宋时期，皇帝本人则更显气度，便在御宴中不再“簪花”而只行“赐花”，取的是“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的美意。

    宋廷还将插花列为四司六局的专营项目，针对那些不屑于领赏簪花的“问题臣子”亦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如此“恩威并济”，“簪花”终于演变成大宋王朝法定的礼仪制度之一。慢慢地，上级赐花俨然成了身份的标识与殊荣的象征，相互赠花更是必要的公关手段……

    “花”的用场多了，宋朝的花卉产业也随之蓬勃发展。洛阳城郊牡丹遍地，临安城郊的马塍、锦坞均设置花卉种植基地，岭南地区气候温和，花匠精心培植北方没有的珍奇花卉，于是乎“南花北运”。元宵节簪雪柳，风筝节簪荠花，端午节簪茉莉，立秋时簪楸叶，重阳节簪黄菊……花田交错，花房林立，不同时节的花篮里装了数不尽的时令花儿，买者、卖者纷纷然又欣欣然。簪花文化普及的同时，花瓶、花盆等衍生品也摇身变为人们相互馈赠的文房雅物；赏花、斗花等各项文娱活动也活脱脱地闯进了千家万户。

    “花事”乃“民事”。统治阶级如此爱花，普通百姓更是痴醉于这场博大的“簪花运动”。饮酒簪花、寿庆簪花、嫁娶簪花、节日簪花……任何红白紧要的关头总也离不得花。以现实主义笔触见长的《水浒传》拥有梁山108将，若以“花事”论之，好汉另一面的柔情也有迹可循。病关索杨雄最爱在鬓边插粉色芙蓉花，清新雅致；短命二郎阮小五一方破头巾旁不离火色石榴花，绚烂夺目；浪子燕青发边常年插满彩色四季花，缤纷间便是整个轮回……南宋时，“三朵花”“七朵花”“九朵花”常用作“江洋大盗”的代名词。宋朝“花事”里从不乏男子的身影，“七尺男儿尚可簪花”已经成为无关价值与品性的一种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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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感性与灵性兼具的“花事”论之，宋人对美的定义无关乎等级、贫富、性别与年龄，必然是公正而恪纯的。有道是：宋朝有大美，全民皆可美。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肥城市孙伯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