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著名政治活动家、哲学家、教育家，曾创办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著有《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设立》《民族文化书院缘起》等文章。

    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君劢，被公认为现代新儒家的“一方重镇”。他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影响，主要因为他创办了政治大学、学海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作为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挑起者和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书》的发起人，张君劢的教育思想不仅来自中国传统文化，而且来自他对苏联教育制度的思考与总结。因此，他的办学站位高远、视角广阔。

    张君劢5岁入私塾，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他的先生采用了“只须背诵”的方式来教学。而小君劢并不满足于这种方法，他将自己所学与儒家经典中的一些章句结合起来，通过提问题的方式向先生请教。正是少年时的学习经历，为张君劢日后的教育事业打下了根基。

    此外，还具有政治家身份的张君劢长期关注苏联，也自然而然地对苏联的教育制度有所借鉴和反思。他将苏联的教育总结为：“以劳作实习为本位，尤注重于职业，所以辅助俄之工业化，其最后目的则造成社会化集合化的社会”（《史泰林治下之苏俄》）。他还对苏联的教学法进行了概括：一是反对分科教学；二是放弃教科书；三是个体教学变成集体教学。虽然这些教学法在苏联没有获得成功，但张君劢认为这不是教学法本身的问题，而是苏联的做法太过激进的原因。

    基于上述缘由，张君劢最终采用书院制的形式办学。他的初衷如下：“第一，使大学毕业生，得从容从事于学问，而不必汲汲于衣食之谋。第二，师生相敬，使人才得以养成，而学统得以维系。第三，在学问之外注意于修养省察，以为风气转移之关键。第四，一般大学仅重理智之造诣，而书院则德智并重也。”因此，他办书院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重建吾族之文化”。

    为了倡导新儒学，张君劢将教育内容在书院纲目中进行细分，包括“立己”“达人”“爱国”，即在个人修养上做到“诚朴、公忠”；与他人交往应“敬人敬事”“胞与为怀”；作为一国公民应做到“爱护本国历史”“养成法治习惯”。他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理想的人格，希望学生能够自觉自省，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有意识，同理民族之所以为民族亦在于意识，“故民族意识，乃民族之第一基本也”。他把普及这种教育视为提高国民素质的根本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爱国教育是张君劢教育内容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他的眼中，古代书院教育并非完全追求“学而优则仕”，并没有强调功名利禄，而是教育弟子要有对国家的责任心，把“爱国”作为“为民”之德来强调，并形成了有关爱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因此，张君劢在演讲中说：“每天骂祖宗的，不是好子孙；看不起自己历史的，不是好民族。总得先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然后才可以立国。”他希望学生“使我中华民族独立永存于世界，恢复并发扬我民族的光荣”。为此，他对学生采取了下述培养方式：

    首先，立诚为本。张君劢将“立诚”视为德行修养最为根本的办法。他不仅对学生以诚相待，而且教导学生与人相处时“以诚感人者，人亦以诚应之。以伪待人者，人亦以伪报之”。

    其次，兼容并包。张君劢认为知识来自于天地之间，学问是天下之公器，学者应该摒除门户偏私、杜绝人身攻讦。因此，他创办的民族文化书院吸收了欧美大学研究会与学会的研究风格，设立了四个系，即四个研究门类：经学附子学、史学、社会科学、哲学。其中，社会科学主要开设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四门课程。

    再次，注重榜样。书院教育中含有对圣贤的祭奠活动，圣贤在学业和德行上都是学生的楷模、榜样。学生在祭祀活动所营造的氛围中极易受到感染，并产生见贤思齐的念头。张君劢还提出：“历史上人物的价值，亦应凭时代的标准去估价，然后抑之扬之，叫人知道如何取法。”

    最后，环境熏陶。古代书院的选址受佛家影响很大。禅林对书院的影响体现在教学环境的选择和教学地点的安置。良好的环境可以对学生进行无形的性情陶冶，有助于学生的人格修养。张君劢将民族文化书院修建在洱海旁，与古代先贤的做法如出一辙。据后人回忆：“君劢先生，只要能脱身重庆，总在院中，与同人朝夕谈学问、述志向，而绝口不谈政治。当他住院之日，悠游自在，把忧国忧民的心，深藏不露。他自己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却不愿因而影响到同人等研修学问之乐。”

    综观张君劢一生，他在政治活动之余，几乎将精力全部放在了办学和演讲之中，其意在“振起民族文化，参以西学方法及其观点，以期于融会贯通之中，重建新中国文化基础”；其书院式教学模式对复兴国学有极大作用，而且对当代大学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系北京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