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后，这座时不时堵车的城市，街道一下子空旷下来。武汉教师江莹从大年初二起加入志愿者车队，担负起接送医护人员、转运医疗与生活物资、值守社区的重任，无数次疏通着武汉的“毛细血管”，她甚至拉来了儿子、丈夫一起“战斗”，只为了让这个“生病的家”快些好起来。她说，只有身体里的血液在沸腾时才感觉到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武汉教师江莹还记得，那是1月24日，武汉封城后的第二天，天灰得有些吓人，不时下起小雨。

    中午时分，江莹一家走在空荡荡的马路上，没有一辆车经过，地铁4号线岳家嘴站入口被一道沉重的铁门挡住，一张关于轨道交通停运的紧急公告贴在门口，薄薄的白纸一角翘起，显见贴得很仓促。江莹和儿子在铁门前合了一张影，手机上的照片只能勉强看到眼睛的模样。

    严实的帽子、蓝色或者白色的口罩，仿佛一夜间成为武汉的“标配”。这座向来生机勃勃的城市骤然停摆，让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的江莹很不适应。走了没几步，她觉得心里特别压抑，“仿佛电影里才有的场面”。

    江莹是武汉市新河街学校的英语教师，开学还遥遥无期。“我应该做点儿什么，为了自己的家乡。”一个念头就这样在她脑子里冒了出来。

    摆渡人

    1月26日，大年初二。疫情在武汉的传播已近人人自危的地步，社交媒体和电视新闻上，感染与死亡的数字不断飙升。也是在26日那一天，江莹偶然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个“私家车志愿者群”的二维码，心中一动，“想都没想就加进去了”。那是一个300人左右的群，不时有医护人员求助的信息在里面发布。

    尽管驾照前两年才刚拿到，江莹的车技并不十分熟练，但她还是第一时间决定加入这支队伍。蜗居一隅不是江莹的性格，在她看来，“只有身体里的血液在沸腾时才感觉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也是从那刻起，江莹开始紧盯着群里的信息，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群里求助信息量起初大而杂，除了医护人员的求助，还有冒充医护人员想去医院求医的病人，以及被困在武汉因无法出行而“有偿求车”的人。志愿者大多很积极，只要有医护人员的信息发布就立马“抢单”。盯了半天，江莹终于抢到第一单，从武汉市中南医院接一个医生到东亭地铁口。志愿者一般不与医护人员过多交流，由于带着口罩，江莹甚至不太清楚她接的那个人到底长什么样。江莹那些天接送了20多个医护人员或相关工作人员，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彼此难有印象，不过在江莹看来，“这些都不重要”。

    让江莹略有不适的是，接送医护人员的行动将她的生活作息打乱了。要在以往，寒假期间江莹一般8点左右起床，健身看书，中午休息一会儿，给学生改改作业，给母亲打电话聊聊天，晚上10点左右休息。

    也许是心理作用，江莹总感觉武汉的这个冬天冷得出奇，而起早床是江莹最犯难的事情，“但现在这一切都不足为道了”。一个下雨天，一个医生联系江莹接他去上早班。江莹5点多就起床了，从青山区接上那个医生，汽车在昏黄的路灯下穿行，透过后视镜，江莹看到医生背着一个大包，微闭着双眼斜倚在后座上，貌似还没睡醒。江莹不忍打扰他，将车开得很慢，尽量不颠簸。尽管减少交流是共识，但下车时江莹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什么时候我可以再来接你？”医生说，要到医院住几天，嘶哑的声音里满是疲惫。之后，他们彼此给对方竖了一个大拇指。

    “那不正是武汉加油、我们加油的意思吗？”江莹想着，眼眶一下子红了。

    两个陌生人彼此之间的信任与鼓励，在病毒肆虐的城市里就像一支疫苗，给了江莹无限勇气。她渴望去为这座生病的城市做更多事，“只要哪里有需要，我就赶到哪里”。

    然而时至今日，江莹依然对自己的一次“失误”懊悔不已。

    一天晚上8点多，一个护士给江莹发来短信，告知她因为临时调班，要马上赶到医院去，希望江莹能帮忙接送。但江莹却因为当时忙别的事没有及时看到，等她看到消息时已经晚了。内心的自责与难过让这个48岁的中年人如鲠在喉，她不停地问自己：有什么事情非要在那个时候忙呢？为什么不随时看手机呢？她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后来悄悄问那个护士：为什么不打电话？护士说，那个点有点晚了，我害怕打扰您休息。此后，江莹每次接送医护人员，都会在他们下车时认真叮嘱一句：“需要帮助随时打电话，随时！”再后来，江莹还加了一些医护人员的微信，有时会善意地提醒他们“多注意防护”。

    许多这样的场景都成为江莹生命中难忘的印记，她还记得有天晚上去接一个医护人员上晚班，那是个年轻的女孩，江莹习惯叫这些年轻人为“孩子”。她问道：“孩子，你怕不怕？”年轻女孩回答：“不怕，这是我们该做的。”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回答，却让江莹内心一暖。

    驱车回来的路上，长长的主干道上只有江莹开着的一部车，马路上偶尔跑出几只觅食的小狗，浑不知人间发生了何事；偌大的城市，只有几盏零星的街灯陪伴着她，一股说不出来的难受让江莹鼻子一酸。但江莹没有哭，她依然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护士的那句话一直萦绕在耳边，给了我勇气。”她说。

    母子兵

    所幸，江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998年出生现就读于武汉理工大学的儿子王泽宇心疼母亲出车到处跑，对江莹说：“你跑什么车？你多休息，我年轻，要跑也是我跑。”江莹告诉他，与医护人员接触风险可不小。王泽宇笑笑说，你跑也一样有风险，一个人感染家里都有风险，既然如此就都跑吧。江莹拗不过他，就这样，王泽宇也随江莹一起当起了“摆渡人”。

    江莹一度非常担心，特别是一个车队成员感染新冠肺炎死亡的消息在圈子里传开后，她害怕自己唯一的孩子有所闪失，“自己倒是无所畏惧，就是担心孩子”。那期间，他们每天出门都要做好一切防护措施，酒精、口罩、防护衣……“上阵”时全副武装，还要彼此检查以免遗漏。

    后来，武汉市配备专门的车辆供医护人员使用，对接送医护人员的志愿者提出了更高的防护要求。1月30日，江莹与儿子加入武汉志愿者“火神队”，负责救援物资的清点、整理、核对和派送。

    物资转运也不是轻松活。仅1月30日当天，江莹母子就清点派送了1.8万个口罩。2月1号，一批国外捐赠的2.5万双医用手套到了，江莹和儿子正要吃午饭，接到任务后扔下碗筷便匆匆赶到卸货地点。除了防护物资，那些天江莹与儿子还负责运送饼干、饮料、矿泉水、蔬菜等生活用品，这些物资被送到湖北省疾控中心、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汉口监狱、武汉市黄陂区人民医院、水果湖街道等许多物资紧缺的地方。

    江莹记得，许多救援物资上都写有“万众一心，抗击疫情”“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等字样。看到这些标语，她只有一个念想：我要以最快的速度把物资送到需要的人手中。

    因为经常要去不熟悉的地方，江莹很担心违规。第一次去武汉红巷艺术城送物资，把车停好准备搬运时，才发现车停在了单行道，刚好那里又有摄像头。“肯定是一个扣分多发地。”江莹想，但也管不了那么多，扣分就扣分吧。

    同事都知道江莹是爱车之人，她那辆新车包括脚垫、后备箱在内的每一寸地方，江莹每天都要擦拭，平时也不喜欢有异味的东西，坐过江莹车的人都说车里干净、舒服。但这一次，这辆爱车的后备箱、后座几乎每天都装满了蔬菜、肉类等物资，后座上的皮也被压皴了。有一次搬运水果，忙乱中车被箱子擦了一下，油漆被磕掉一大块。

    “车里到现在还有菜味。非常时期，没那么多讲究了。”江莹说，“疫情过后小修一下就好了。”

    尽管每日忙碌奔波，但与儿子一起搭档让江莹感觉踏实、愉快。在接送货物时，搬运物资这些重活儿子抢着做，江莹则负责救援物资的接收和清点等工作。

    封城后的武汉，阴雨连绵不断，江莹的车玻璃前总是一片雾蒙蒙的，她和儿子在灰色的城市里来回穿梭，努力为疏通武汉的“毛细血管”发一分热。江莹说，自家的车其实没有办理任何通行证，主要在武汉三镇跑，儿子被交警拦下过，但在说明是给医院运送物资后，交警就放行了。

    “交警都戴着口罩，我们看不到表情，但我能感到他眼神里有善意和敬意。”江莹很欣慰他们几乎没有在路上遇到什么麻烦。

    为了响应钟南山院士的号召，3月15日，江莹拉上儿子一同前往武汉血液中心献血。护士问江莹，你这么瘦，可以吗？江莹测了测体重，刚刚达标。护士感动于这对母子的热心，一直对他们很热情、很温柔。儿子说，护士就像家人一样温暖，“下次还来献血”。“你看，我们也是为这座城市流过血的人。”江莹笑着对儿子说。回来的路上，车被交警拦下，说明情况后，交警对他们说“辛苦了”，这一声问候让他们记忆犹新。

    这对奋战在一线的“母子兵”也感动着其他人。因为志愿者的车要经常消毒，酒精需求量很大，有个企业捐赠酒精给志愿者，每人限量一瓶。看到江莹母子二人做志愿者，老板一下子给了她5瓶，这让江莹觉得特别暖心。

    起初，江莹的母亲坚决反对她做志愿者，但江莹告诉母亲自己已经“全副武装”了，“抵抗力很强，不用担心”。母亲好歹同意了，但江莹可不敢让已经72岁的母亲知道孙子王泽宇也在做志愿者，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家人都瞒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