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与孩子相伴，为孩子创造适合的、快乐的教育，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幸福。在王哲红眼里，校长一定要有教育家的情怀，有沉潜教育的定力，能几十年如一日，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把教育作为一辈子追求的事业。

    教育家陶行知说过，“人生为一大事来”。这是对校长办学提出的理想目标。我很庆幸，自己从事了最挚爱的事业，一生能与孩子相伴，为孩子创造适合的、快乐的教育，是我的骄傲、我的幸福。

    我是中师毕业，从教40年，当了26年校长，始终没有离开学校。这么多年来的所思所想，就是教好每一批孩子，办好所在的每一所学校。如果说有所成就，就是从早年率先践行“创造教育”开始，一直行走在教育改革的前沿，乐此不疲。

    因为挚爱，所以不离不弃

    1978年报考中专，我在三个志愿栏里都填上了“厦门师范”。加试时，第一次站上讲台、面对评委，我用粉笔写下“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从此就与讲台、学校系在了一起。

    20世纪80年代，我两次被组织选派脱产进修，毕业可以拿大专文凭，提工资、提干，可我担心自己班级代课教师教不好，于是把机会让给了别人，一辈子“中专”到底！到了90年代初，全民下海经商，厦门地处经济特区，风气尤盛，父亲让我辞职接管家族企业。这是多大的诱惑啊！考虑再三，我觉得自己这颗心属于孩子、属于教育，最终没有动心。

    学生时代经历过“文革”，自知基础薄弱，我只能勉励自己，“未来唯一持久的优势是有能力比你的对手学得更快些、更好些”。从站上讲台的那一天起，我告诫自己：永远当学生，学无止境。我曾对着高音喇叭听广播学普通话，改变闽南腔，乃至于有些市场买菜大妈误以为我是北方人。苦练“三笔字”，我的手指长出厚厚的老茧，但就是经过苦练，在省优质课大奖赛上我的板书得到领导的表扬。我学唱歌、跳舞、弹琴，为班里孩子排节目，为此音乐教研组长曾向校长要求让我转教音乐。更重要的是，阅读是我乐此不疲的生活常态，名著、教育刊物，广泛涉猎，再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引领学校始终立于教育改革潮头。

    “让孩子成功”，这是我一辈子的所思、所想、所为、所求，自然而然地利于孩子。“为孩子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服务，为国家民族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服务”，是我们的办学目标，我们要将国家民族与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高度统一在孩子的生存和发展上。“在有限的时间，学一生都受用的东西——责任·习惯”的育人目标，“不盯着分数，最终赢得分数”的质量观，“下要保底、上不封顶”的课程设置，“我们幸福，因为我们可以爱很多很多的孩子”的教育情怀，“学校利益与教师利益服从于孩子的利益”的劳资守则，“盯着已经进来的孩子，给予信誉和保障”的招生策略，“事业您去成就，孩子的教育请交给我们”的服务理念，等等，我把办学行为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都以是否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来考量，最大化地让孩子受益。我相信，人的心灵是可以相互感应的。我的心念，感应给全体教师、孩子和家长，形成了有形无形的浓厚文化和强大能量，也为学校赢得社会和百姓美誉。

    始于创造，创新不止

    作为语文教师，我曾两次代表厦门市参加福建省优质课大奖赛，课堂实录多次被电视台向东南亚地区转播。我主持的“作文生活见闻交际课”课题获省级、国家级奖励。1993年，我任湖里中心小学校长，率先践行素质教育，3年时间使学校上了3个台阶，让学校先后成为区级、市级、省级文明学校，全省在此举行素质教育现场会。1996年，我创办康乐小学，主持国家级课题，开展创造教育研究，推动学校整体变革。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先后来校考察，称赞“这是一所真正开展素质教育的学校”。

    2000年，学校承办了全国创造教育年会。如何开展创造教育呢？我们提出，“让孩子动起来，生动活泼向未来”“动，要全动；动，要主动；动，要会动；动，要多动”。我们强调面向全体学生，让每一个学生都参与进来；重视主人翁意识的培养，让学生担当校园的小主人；教给学生创造的方法，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掌握本领；促使学生所有的学习都是创造，而不是偶尔作秀。“四动”策略全方位构建了学校实施创造教育的途径、方法，撕去了创造教育的神秘面纱，消除了师生的畏难情绪，让创造教育在中小学易于实施、易于评价、真实发生。与会的全国创造教育专家一致认为，这一实施策略是很有推广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2001年，我被派到厦门市火炬学校当校长，肩负办学体制、管理机制和课程改革重任。如今学校已走过18年，当年的大部分国有民办学校都已退出历史舞台，火炬学校不仅幸存下来，而且成为与百年名校厦门一中共建的品牌学校。

    办好每一所学校，我个人也获益良多，先后获评厦门市“113”人才工程专家学科带头人、福建省特级教师、全国中小学千名骨干校长等。国家级媒体曾对我的办学经验进行多次深度报道。身为小学教师，我曾任厦门市特级教师协会副秘书长、市校长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连任两届厦门市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对教师的尊重。

    “另类办学”，赢得尊严

    办学多年，我坚持把所有的办学行为都当课题去研究，找到问题，分析成因，寻求解决途径和办法，让学校的运行符合科学规律，为学校的发展赋予专业内涵。

    2001年刚刚创办火炬学校时只招了100多个学生，面对严酷竞争与生存压力，我们并没有走常规路线把精力投到做宣传、打广告、招揽生源上，而是向市、省乃至教育部申请了《在义务教育阶段举办九年一贯制学校的理论与实践》《环保科学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研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责任与习惯养成教育的内容、方法、途径的研究》3个课题，将办学目标、育人目标、制度文化建设、管理评价、教育教学有机纳入课题研究范畴。

    这样“另类”的民办学校一度让人很费解、很不屑，但我们却在“静悄悄的革命”中生存下来、发展起来，走出一条科研立校、兴校之路。更值得欣慰的是，“天下兴亡，我的责任”成为全校师生共同的价值追求，成为学校风气，成为我们的校园文化。2008年汶川地震的第二天晨会课，没有人特别发动和组织，所有班级不约而同在通报灾情，开展义捐赈灾。仅一天时间，赈灾款12万多和400件红色棉服就寄往灾区。从那一年起，每年元旦前一周的周日下午，全校师生及家长四五千人，在校园、社区举行盛大的冬日暖阳义捐义卖义买活动。我们用善良、爱心、奉献和责任担当，迎接每一个新年的到来。

    2020年这个不平凡的春节，武汉、湖北的疫情更是牵动全体火炬师生和广大家长的心，学校和家委会共同发出捐款倡议，孩子们纷纷捐出自己的压岁钱，共捐345116.14元，通过红十字会助力疫情防控，我们不仅为支援武汉而热心，更为孩子们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而自豪。

    责任担当，是火炬孩子的特质。孩子们从力所能及的身边事做起，开展环保活动，把成长的每一方面都变成环保教育的资源，形成了“构建学校、教师、学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教育环境”的特色环保课程。我提出“把校园最大限度地还给孩子”，一方面学校建立完备的卫生责任制度，校园每一处空间的卫生都交由学生负责。全校仅有两名保洁员，但学校卫生被人称赞是星级酒店的标准；另一方面，在火炬学校每个孩子都享有担任值日班长、担任红领巾督导、在校园展示自己的作品等权利，这些权利被写进学校制度，保障人人平等，让责任教育成为贯穿校园一切活动的主题。

    “校长妈妈”，最高的精神褒奖

    这些年来，我去厦门管理学院、厦大旁听过不少行政、企业管理课程和讲座，得到许多跨界启示。我当校长，极少坐在办公室，也不等谁来汇报。每天一进校门，就满校园绕一两个小时，校园环境卫生、师生衣着面貌、教育教学活动，事无巨细都做记录，或肯定表扬，或纠正指导。回到办公室进一步整理记录，以“校情反馈”形式发给全体教师“签阅”。

    近十年，我撰写的“校情反馈”有100多万字。像教师批改学生作业一样，我每天点评教师工作，也由此将自己的建议和对教育的理解传递给教师们。火炬学校有十几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学生来此就读，在学校德育中如何对待这些学生一度成为教师们的困惑。我了解到这一问题后，在校情反馈中做了这样的引导：“全体教师应建立正确观念，在火炬就读的孩子只有一个身份——学生，学生在校遵守学校的规定和要求；在施教的过程中，按正常学生去规范，不宜提及国籍、种族之类的话题，更不宜歧视或另眼相待；在情感上、人格上要尊重每一个孩子，包括尊重他们对家乡、对国家的热爱、忠诚；对待台湾学生要给予更多的爱和温暖，让他们感受到作为华夏子孙的幸福和骄傲……”这样的反馈及时打开了教师们的心结，也避免了教育中的矛盾和冲突。

    每天的一巡查、一反馈，推动学校常态、高效、规范运行，既从一线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检验学校的理念、目标、制度、机制、策略、方法、课程实施等是否切合实际，及时调整，不断改善，又杜绝了管理死角，让所有层面、所有工作都处于有效管理之中，更实现了过程检查、指导、监控、评价、考核，避免单一、滞后的年度结果考核。同时，也启发教师们要走近学生，关注教育细节，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并转化为教育契机。

    更重要的是，我在每天的走动中与管理干部、教师学生接触、交流、沟通，彼此更亲密、更贴心，让问题消弭于无形之中。每天听着学生、教师甚至家长叫我“校长妈妈”，我发自内心地感到幸福，那是对我最高的精神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