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国学大师，著作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等。

    清光绪末年，湖北黄冈熊氏有一幼子，极其聪慧。这个孩子不仅在聆听历史故事时非常专注，而且在学习《三字经》、四书等典籍时也非常聪敏，表现出惊人的记忆能力。孩子的父亲发现这点后，便嘱咐他“含蓄为佳”，不用仅重视记诵。遗憾的是，在孩子13岁时，父亲生了重病，因无法支持孩子继续学习而深感遗憾。故而，父亲在临终时嘱托孩子：“穷于财，可以死吾之身，不能挫吾之精神和意志。” 这种“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品格让孩子泪流满面，他因而立誓：“儿无论如何，当敬承大人志事，不敢废学。”这孩子就是熊十力，他因此誓而终身学习，奋发向上。

    熊十力在父亲逝世后历经苦辛，却未曾一日废学。他虽然加入了日知会、同盟会，还在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宣讲工作，宣扬《春秋》、孟子、王船山、黄宗義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在政治活动之余始终未曾废却读书之事，并经历了从“慨然有革命之志”到“革政不如革心”的转变。他虽然也认为书院模式不失为儒学教育的好选择，但他更主张儒学要在现代大学体系中生根，则需要转换学术范式，既要有研究、传承，也要有转化、创造。他还认为蔡元培“兼容并包”式的办学，在当时的世情下是难有收效的；而旧学致力于记诵与文辞，新学勇于破坏、轻于宣唱，均无法起到救国救民的作用。因此，他“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

    熊十力的教育经历十分丰富。他不仅做过乡间启蒙教师和中学国文教师，而且担任过北京大学的讲师，还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任教，并到中央大学、武汉大学讲学。他把教育理念同自身的生命、自己的哲学融在一起，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始终保持着对教育的热情。他希望通过教育来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

    正因如此，熊十力教育思想的宗旨是“明示本体”，即通过运用自身的量智与性智，激发刚健、精进、创造的生命力。在熊十力眼中，人的生命与宇宙之大生命是一体的，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生的丰富意义，实现崇高的人生价值。故而，他非常重视对心的涵养。他教导学生：静坐、读书、教课、吃饭、穿衣等都是事，人们并不需要离开生活中的事务去养心，心的存养本身就表现在日常生活中。

    所以，熊十力的教学内容是“日用工夫”。他带给学生的是具有丰富内容的人文教育。他于《复性书院开讲示诸生》中明确指出，教学所教“决非高远新奇之论，更不忍为空泛顺俗之词，只求切近于诸生日用工夫而已”。因此，他对人才的培养倾向于以“通才”为教育目标。他主张将西方哲学纳入书院的研习范围，虽然要以证会的方法为主来学习中国哲学，但对学生的逻辑思辨能力的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他的基本观点是：“中西学术，离之两伤，通之两美。”

    在教育方式上，熊十力注重言传身教，注重对学生的感召与启发。例如，他在北大任教时就打破“师生蚁聚一堂”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前往家中，采用更为随和、自由的讲论模式，并随时指点学生立志、读书、自省、做人。在学生眼中，熊十力是非常热情、非常健谈、非常直率的。他不仅鼓励学生发表新见，不必与教师雷同，而且处处为学生的实际生活考虑。他主张书院应该给毕业学生授予研究院同等资格，不要使学生将书院视为畏途。他还主张书院要效仿现代大学制度、扩大办学规模，其教育目标更接近于培养现代意义上具有儒家气象的哲学家，而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儒”。他的教学研究直接影响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弟子。弟子们受熊十力精神和人格之感召，在学术上深思践履，开启了现代儒学的新篇章，于学界影响深远。

    在我看来，熊十力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是当时少有的不藏书的学者。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过得充实而丰足。他的人生境界已经超出了世俗与物质的层面。他远离声名，甘于平淡，始终以光风霁月的人格美感染着学生，也影响着无数的后来者。

    （作者单位系北京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