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语文课没有名著阅读一说，第一次读整页是字的书是小学六年级毕业的那个暑假，觉得真带劲儿。在此之前，漫画已经让我见识了读书的魅力，许多人或许并不屑于称之为读书，甚至我马上要提到的那套影响我少年时代人格养成的大书，当年许多保守的老先生也不屑一顾——三联版36册《金庸作品集》——是啊，跟今天教材上开列的中外名著比起来，武侠小说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年游侠儿，刀背好藏身

    老先生们的担忧不无道理，读武侠真的会上瘾。那个暑假我甚至床都几乎没下，一直读金庸小说，醒了看，熬不住了睡，睡醒了接着看。但是老先生们没有意识到的是：金庸小说中宏大的中国古代史背景，由历史缝隙中生长出的想象丰沛的武侠世界，多元包容的民族观念，交融古典与现代的独特白话语言以及对传统文化艺术符号的创造性运用，潜移默化地对一个孩子产生了影响，激发了他对诗词、历史、地理、武术进而对医卜、星相、琴棋书画的广泛兴趣。金庸小说影响了我对理想人生与人格的追求：开始向往坦荡、独立、自由。

    如今，金庸小说早已不是当年的落魄相了，有华人处就有“金迷”，比大宋才子柳三变的“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还要霸气。不过越是被经典化越要清醒，金庸小说在我们小时候充满活力，对今天的孩子则未必合胃口。当下的孩子有属于他们的富有生命力的作家和作品，他们有J·K·罗琳，有东野圭吾，有刘慈欣，甚至有我们这些老师都叫不出名字的作品。我的班上爱读金庸的孩子几乎没有，但我还是愿意尊重和信任学生的阅读选择，就像当年我的父母和老师尊重与信任我一样。

    我一直认为读书的黄金时期是高中，不是说高中生年轻、记忆力好，而是因为高中生有着青春期特有的冲动与自卑——那是一个年轻人把注意力从迷人的外部世界转向内心的契机。许多名著我都是这个时期读完的，比如《巴黎圣母院》，比如弗洛伊德关于梦与性的种种“奇谈怪论”和病例分析。不过我要谈的不是冲动，而是自卑。我在青春期的自卑中，遇见了庄子。《庄子》能治自卑吗？真的可以。怎么治呢？其实很简单，读完《庄子》你会发现，比你惨的人有的是：有身体畸形的支离疏，有一条腿的王骀、申徒嘉，有奇丑无比的哀骀它……但这些人在庄子眼中都有可能成为非常了不起的人。最重要的是，对当时的我最具吸引力的，是他们还会受到女孩子的青睐。

    这么一说，是不是把《庄子》读得太庸俗、太肤浅了？或许真的肤浅，但这又确实是一个自卑的高中男生走近一个了不起的思想者的开始。在这之后，我才愈发体会出庄子一脉的魅力：庖丁解牛、运斤成风的寓言奇崛，鸱吓鹓鶵、曳尾涂中的智慧洒脱，舐痔得车、窃国者侯的目光如炬。在乱世自处依然可以拥有高贵、自由的人格与精神追求，这是非常迷人的。更何况，当一个年轻人意识到存在着一个更为广阔奔放的精神世界，可以以鲲鹏的眼光来俯瞰生活，那一切就完全不同了——它足以超越与化解庸常生活的所有苦闷与彷徨、压抑与自卑。

    除了庄子，鲁迅对我的影响也是极大的。对于我来说，《鲁迅全集》既是教书讨饭吃的家伙什儿，也是行走江湖读书阅世的镜子——用它照的未必是周遭世界，更多时候是经历过这个世界的自己。我们今天说起鲁迅，往往把他看作社会良知的代名词，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发言的标杆，即使时隔百年，鲁迅杂文的锋芒依然可以刺中当下许多症结。中学时，我最崇拜鲁迅的是他杂文里洞察世事的眼光、寸铁杀人的文字。除了杂文，还有笔法老辣、思想深邃，借文学之笔做文化反思、国民性批判的小说。不过读大学时，这个对社会现状怀有诸多不满的硬骨头形象，被犹疑、彷徨甚至虚无与绝望以及对这份虚无与绝望不断反抗的鲁迅形象替代了。我那时特别着迷存在主义，对萨特与加缪奉若偶像，相应地读鲁迅也带着存在主义的光圈，所以在图书馆里一遍遍默诵玩味散文诗《野草》并沉浸其中。我一度以为，这是我能读出的最极致的鲁迅。

    然而岁月流逝，对一个在工作与生活中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越陷越深的中年人来说，鲁迅读起来既没那么锐利，也没那么致幻了，反倒是那个日常生活中的鲁迅此时显得格外动人。《鲁迅全集》中的书信卷、日记卷可以勾勒出鲁迅的食宿与工作、交际与友谊、好恶与悲喜：他的朋友圈交往、支付账单，他的古钱、拓片与陶器收藏，他的吸烟与爱吃甜食，他的低调而勤恳地做好一个公务员的本分，他的歇斯底里、尖酸刻薄，他的担忧、退缩与坚守，他小小的自卑和柔软的恋爱……鲁迅骨头硬没错，但他从来不冲动、不冒进，不做无谓的牺牲，更不劝人牺牲。在任何时代，锋芒毕露、针砭时弊不难，难的是在碌碌庸常却又危机四伏的生活中刀背藏身并长久韧性地战斗，不迷信未来，只搏斗当下。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

    说完自己，我们来说说教育。我想用3本书来谈3个警惕。第一本书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名著《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这是一本谈监狱的书，谈人类历史中惩罚是如何不断演化的书。古代刑罚往往酷烈异常，我们今天当然不再有这类血腥恐怖的社会管理方法，但在福柯看来，这并不只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功劳，而更多的是权力施加惩罚的手段更精细了——原来那种铺张、粗糙的手段被更精巧的设计以及改造方式所取代。

    可这跟教育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教育技术与大数据的联手，也让“权力的眼睛”无处不在，比如学校教室里能够监察学生上课走神的摄像头等。当我们为疫情期间隔着网络无法监督学生落实所学而寄希望于技术迭代时，倒也不妨从焦虑中跳出来，回到原点想一想：我们的教育原本该做的是什么？技术让我们离最初的愿望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第二本书是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这位法国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概念叫“集体记忆”。集体记忆顾名思义是某个群体的共同记忆，可能是地区城市，也可能是国家民族。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集体记忆往往是被有意形塑的。集体记忆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会影响集体对待历史、现实、未来的认知以及关键时刻作出的决断。除了教科书，形塑某种集体记忆的方法还有许多，比如设立纪念碑、纪念广场并在此组织纪念活动，建立博物馆、展览馆并组织集体参观等。

    这当然不是说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截然对立，而是说比较理想的人文教育，应该引导学生重视个体记忆以及家庭记忆的言说，鼓励溢出规范叙事话语的个体表达。在参观展览、阅读书籍、观看影片、参与仪式的过程中，接收讯息的同时要能与之拉开距离，产生必要的张力。

    我们总说孩子是无价之宝，可是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孩子的价值是可以被计算并标定出来的”。美国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在20世纪80年代就关注到了这个有趣的问题，她在研究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社会关于儿童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后，写出了《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一书。在这本书中，泽利泽描绘了家庭对孩子的观念经历了一个由“经济价值”到“情感价值”的转变过程。其实在中国的语境里也不难理解，有句俗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对低收入家庭而言尤其需要孩子的付出。但到了我们这一代，全社会对孩子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孩子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神圣性”。根据泽利泽的研究，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愿意为孩子花钱，并不图实际利益的回报，而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情感需要。这种凸显孩子“情感价值”的社会观念是超越阶级的，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家庭，都心甘情愿供养“小皇帝、小公主”，教育开销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虎妈狼爸的这笔开支除了追求“情感价值”以外，更在心里精打细算了一笔明白账：这不只意味着孩子的价值被学区房、补习班或留学中介的开销标定了，更意味着孩子未来人生的价值被他从小学到大学一路的名校履历所标定。

    还原文学的光芒

    说完3个教育警惕，下面谈谈语文教学话题。语文教学中文学阅读比重一直很大，但我从学生到成为老师，文学阅读总还是那“三板斧”：主题思想、写作手法、作者精神。如何进一步打开文学阅读的教学空间？我借4本书来具体说说。

    第一本书是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这部书是施蛰存先生的晚年力作，也是唐诗入门佳作。在我看来，这部书妙在给读者呈现了一种以唐诗的方式读唐诗的范例，而这种教学方式也正是中学语文教育的盲点。比如，读中国古典诗歌如果没有声韵格律基础是很难真正进入诗歌文本的，特别是格律发展成熟的唐诗。有了声韵格律基础，诗人在创作诗歌时所用心经营的声音美感，才有可能被读出来，而施蛰存《唐诗百话》就以讲解格律诗特点开篇，点出了唐诗的开创性，由此一步步把律诗、绝句、歌行、竹枝词等种种唐代盛行的不同诗体及创作方式梳理清楚。从诗体与创作的视角来读诗，才能区别于读散文、读小说，才能读出诗的独特美感。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源头，除了“兴观群怨”“思无邪”，孔子认为可以通过读《诗经》了解丰富的博物学知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然而远离了《诗经》时代，《诗经》涉及的那些“鸟兽草木”以及各种器物的名目物类，反倒成了读懂《诗经》的拦路虎。所以清代的纳兰成德在《毛诗名物解·序》中感慨：“六经名物之多，无逾于诗者，自天文地理，宫室器用，山川草木，鸟兽鱼虫，靡一不具，学者非多识博闻，则无以通诗人之旨意，而得其比兴之所在。”而我要说的第二本书，便是扬之水的《诗经名物新证》，本书比古人读诗的博物学视角更进了一步，采用考古成果以及文献资料来辨识《诗经》中的名物，同时用《诗经》中的名物来为历史文献与考古成果作注脚。但扬之水先生这部书不只是想让人们知道《诗经》里写的器物长什么样，也不只是想援引《诗经》中的词语为考古新发现的器物确定名称，而是希望二者能够遥相呼应：既借助文学看清名物的风貌，也倚仗名物还原文学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