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案例，我也和深圳的符老师有同样的疑惑。单从事件的结果来看，这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育人案例。但从班级管理的视角来看，这样的教育太理想化，结局美好得有点不太真实。退一步说，即便故事是真实的，也是一个强化人文关怀结果的特例，无法推而广之，对其他班主任没有多少可借鉴性，方法更不可能复制。

    郑大同事件赵老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班级的“财政大权”该不该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即使交给生活委员管理，班费的收支是否该有一个明细表？班费的收支明细是否该定期公布？

    从赵老师的叙述中我们知道，郑大同掌管着班级的财政大权，每周都会有一定的收入，但对于收入的管理却只字未提，这里我不妨冒昧地揣测一下，赵老师的班级管理制度里应该没有“班费管理”这一项，也就是说，班费是一笔糊涂账，除了郑大同没有人知道明细。这就为“品学兼优”的郑大同“挪用公款”埋下了伏笔，缺少监督权往往会被滥用，基于这一点，在郑大同犯错误这件事上赵老师责无旁贷。

    从叙事中我们看到，在郑大同承认错误后，班主任并没有追究滥用的公款，也没有惩罚性的后续措施，反而还继续让他担任生活委员，这就是老师口中的“信任”和“改变”？

    不客气地说，如果不从制度上堵住班级财务管理的漏洞，仅凭这夸大了的“人文关怀”，赵老师的班级还会出现下一个“郑大同”。

    教育不能太理想化，建立在完善班级管理制度上的人文关怀才更具有张力。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