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校长、国立英士大学校长等职，著作有《历史教育法》《通史新义》《新史学》《历史研究法》《西洋史学史》等。

    1935年1月10日，10位教授所写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横空出世，反对“全盘西化”的主张，引发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讨论，成为现代史上有名的“十教授宣言”事件。其中排第二位的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何炳松。

    何炳松生于浙江金华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先祖是开创了北山学派的南宋理学家何基。他的父亲何寿铨深受程朱理学的浸润，尤其精通朱熹之学，以“随安书室”为书房名，是当时有名的教书先生。在这样的家教环境中，何炳松不仅接受了优良的传统文化教育，而且对其日后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的形成也有深刻的影响。他说：“我自小就在这样一个迂阔的家庭中养教成人。照现代教育原理说，凡是先入为主，总要积重难返；所以我自己到如今还老是这样一个随遇而安的人物。”正是这样一种“随安”的态度，何炳松经历读书、留学、回国以及职位的多次变动，都比常人要显得从容。他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上海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法政大学，又担任暨南大学、英士大学校长，还做过商务编译所所长，且著述甚丰。可以说，他毕生从事教育、文化事业，积累了丰富的文教经验，对后人的教育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参考价值。

    何炳松最引人注目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方面。因为他执掌暨南大学达11年，历经“孤岛”时期、福建建阳时期和复员回沪时期。他在暨大锐意改革、励精图治，主持暨南大学的改革、南迁、复校等工作，使暨大成为当时与清华、武大、中大相提并论的高校，素有“东南民主堡垒”之称。可以说，何炳松是暨大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校长之一。

    何炳松办大学，首重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学行并重”。他大力倡导“忠信笃敬”的校训，鼓励学生以此作为立身处世的行为规范。何炳松经常教导学生 “无论在言论、行为以至仪态谈吐，都应该使人一望而知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次，何炳松主张学以致用、学术救国。他要求学生：“遵忠信笃敬之校训，而辅以刚毅不拔之精神，一心一德，与国家民族同其休戚。”再次，何炳松注重关心学生，突出学校特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何炳松几乎用尽所有门路来解除学生在生活上的忧虑，“在他的指导下如冬日的阳光，照得每一个青年，虽炮火隔绝了家乡，仍是照样地不失父母之爱”。最后，何炳松实施了兼收并蓄的学术方针。在他主政期间，校务会议成员由校长、大学秘书、教务长、总务长、院系负责人、附中及实验学校主任、教授代表等20余人组成，实际上延续了北大教授治校的传统。他还认为，要办好一所高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而校长最重要的工作在于“求贤”。

    除去高等教育，何炳松对中小学教育也非常关心。他通过调研，形成了务实的基础教育观。他认为，传统“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束缚了许多国民的思想，许多人抱着争名夺利之心来做教育，再加上环境的压力，教育界人浮于事、互相倾轧屡见不鲜。在何炳松看来，中小学教育要救急：在心态方面，各地人民应加大对教育的重视，尽量为教育出力，不要纯粹依赖政府；在制度方面，“采用美国以大学监视中学的那种信用制。我们并可推广为中学监视小学制”；在经费方面，各公私学校的经费应由地方公共团体经手，既可保障经费，也可防止个人中饱私囊；在待遇方面，要优待小学教师，增加薪金。此外，各中小学还要主动与社会多多联系，各中小学教师要认识到自身责任的重大，打破大学教授同小学教师的阶级观念。

    在学校教育之外，何炳松对国民整体教育也极其重视。他说：“改良社会，端赖教育。”他认为：“提倡社会教育及道德，实吾人今日极大之责任。”为此，他力主整顿学风，普及国民教育。在他看来，普及国民教育宜从四方面着手。其一，努力消灭国内的文盲，从事成人补习与扫盲教育。其二，努力复兴国内日趋崩溃的农村，用教育的力量增进农民的知识，提高其素质，建设新农村。其三，努力提倡生产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和科学教育，以增进全社会的福利及民族的生存竞争力。其四，努力提高文化程度，提倡专门进行学术研究，大力推进文化事业。

    由上可知，何炳松的许多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超越了当时的普遍观念。他紧密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现状，对教育的重要地位给予极大重视，并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实践。他的教育历程体现了一位优秀教育家的卓越眼光，令后人深思与借鉴。

    （作者单位系北京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