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记忆很清晰。我读过的第一部外国小说是凡尔纳的《神秘岛》，第一部武侠小说是连载于《武林》杂志的《射雕英雄传》，第一部侦探推理小说是松本清张的《点与线》——记得当时很惊诧，日本的火车、飞机就那么准点？出现任何延误故事就写不下去了。这些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后来读得最多的自然是专业方面的书。从某种角度说，教师的一项任务就是替学生读书、挑书，挑出那些值得一读的书告诉学生。好书是孩子前行向上的阶石，反之则是绊脚石。下面要聊的书难免有个人偏好，介绍给学生问题不大，面对大方之家，多少有些惶恐：想的是采蜜贻甜，结果许是嚼饭与人。

    “不屈不挠的博学”

    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让我生平第一次见识了所谓的“不屈不挠的博学”。

    《管锥编》于1979年首次出版。那时“文革”才结束不久，学术研究十年荒芜。《管锥编》横空出世，给学术界带来极大震撼。当然，学术圈之外，知者寥寥。1990年，电视剧《围城》播出，许多人知道了小说家钱锺书。其实，他的第一身份应该是学者。《管锥编》是钱锺书研读十部古代典籍所作的札记。单看目录，只有十部书，可作者间接引用的中外书籍达4000余种。他这一辈子到底读了多少书！有一次，钱锺书参观美国国会图书馆，说了这么一句俏皮话，“没想到世上还有这么多不必读的书”，这话大概只是他有资格说。

    喜欢《围城》，所以也想了解钱锺书的其他著作。当时年幼无知又年轻气傲，根本没有必要的知识储备，就买了一套《管锥编》。《管锥编》不是普及性学术读物，读者应该对相关典籍较为熟悉，对相关学术话题有所了解；且全书用文言写成，还大量引用了英、法、德、意等外语原文，读起来很吃力。硬着头皮反复啃嚼，才找到点感觉。

    《管锥编》问世后毁誉参半，也有人对钱锺书其人其书不以为然。有知名作家也有学者说他只是“知道分子”，缺少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和抗争，《管锥编》不过是钻进故纸堆里编出的考据学性质的著作。阅读体会告诉我，钱锺书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对文化传承的担当，那些学术话题下的锋芒，不仅见风骨，更有直取心肝的锋利，那些无声的学术文字下分明是一颗伤时忧愤之心在倾吐。例如，钱锺书谈及“焚书坑儒”时说，历来愚民之术有二，一是不让你读书，二是只让你读一种书，明清两代经义取士即是如此。《管锥编》写于“文革”后期，不难听出这些话的弦外之音。在当时严苛的政治形势下，钱锺书借古讽今，已属勇气可嘉。这算不算一种抗争？

    该书对许多学术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难以枚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书中所引外文材料全由钱锺书自己翻译，达意传神，已入化境，值得翻译工作者潜心体会。

    董桥的《语文小品录》展现的是另一种“不屈不挠的博学”，作者借助渊博的学识执着于查灭“字虱”（文字瑕疵）。《语文小品录》另外一个名字叫《英华沉浮录》。后者显得有点高冷，前者更接地气，此书对语文教学确实大有裨益。

    作者董桥是香港知名报人、资深编辑。他国语功底深厚，英文水平也极佳，笔耕甚勤，著述颇丰。常年与文字打交道，深谙个中三昧。就写文章来说，董桥堪为人师，也乐为人师。他说锤炼文字是对别人的尊重，自己写文章更是仔细推敲，下字用词，绝不苟且。

    《语文小品录》是一部随笔集，有时事新闻，也有不少旧事逸闻。或批点语言瑕疵，或摘赏隽语妙喻，话题大都和语文有关。董桥特别欣赏一位英国著名编辑的退稿信，“大作有两点可取之处，不少地方文笔简洁，时有创见。惜创见之处毫不简洁，简洁之处又毫无创见……”这等于说那篇“大作”多是陈词滥调，有点自己的想法还说不清楚，堪称委婉的直言不讳。

    香港是双语社会，这种语言环境当然利于培养学贯中西的英才，也难免生出不中不西的语言怪胎。董桥对英式中文深恶痛绝，《语文小品录》开篇即是一例：“作为”是一个教人非常忧心的词语，罪魁祸首是英文里的“as”。立法局议员和秘书处的中译都说是“尽快取消香港作为第一收容港的地位”。其实，“作为”可以不要，也应该不要。像样的说法是“尽快取消香港的第一收容港地位”。我们早就习惯了“作为教师、作为学生、作为家长、作为领导……”这样的说法，许多学生习惯写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当我赶到学校的时候”这样的句子，董桥的意见无异当头棒喝。

    怎样写（也包括翻译）才算地道的中文呢？《语文小品录》提出了这个问题，也给出了回答。闲来翻读，受益良多。

    诗有别解

    我是“钱迷”，还想聊聊钱锺书的《宋诗选注》。重点倒不是他选的宋诗，而是他写的前言和诗人介绍。

    《宋诗选注》是一部普及性的宋诗选本，为了便于普通读者理解接受，钱锺书用通俗活泼的语言介绍了宋诗发展的简况和所选诗人的创作特色。他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新鲜贴切比喻，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避免了学术著作容易产生的艰深枯燥。

    《宋诗选注》“前言”里谈到宋诗对唐诗的继承，说“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这其实是说宋诗缺乏开拓创新，总体成就并没有超越唐诗，只是艺术上更加精巧了。

    在论述宋代重要诗人的艺术特色时，钱锺书更为频繁地设喻解说。比如“江西诗派”的黄庭坚，作诗讲究“无一字无来历”，喜欢使用典故成语。钱锺书对此评价说：“他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生硬晦涩，语言不够透明，仿佛冬天的玻璃窗蒙上一层水汽、冻成一片冰花。”

    钱锺书曾说，比喻就是在两个不同事物之间寻找相似点。两个事物差别愈大，比喻就愈发新奇。他自己在创作中也擅长比喻，如大家熟悉的《围城》，妙喻迭出，叹为观止。这对我们语文教学多少会有些启发吧。

    接踵《宋诗选注》的葛兆光《唐诗选注》，个人以为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好的唐诗选本之一。该书明显是向《宋诗选注》看齐，陈言力避，新见迭出。介绍诗人的创作特色和艺术成就，往往独具慧眼，赏析具体作品妙得文心。

    葛兆光在前言中说，有时在评论诗人诗风时想说说至关重要的诗歌语言形式，于是那些方便省力的象征主义词眼就不能胜任这种叙述要求，因而只好撇开人们已经熟悉了的“雄浑”“豪迈”“含蓄”“柔弱”以及“情景交融”等语词，而采用一些人们较生疏的语言批评术语。他抛弃的恰恰是那些印象式的空泛的批评话语。

    与《宋诗选注》一样，在介绍某位诗人诗风时，葛兆光也爱用通俗易懂的比喻。他说李白的诗风可用“快”字形容，爽快痛快畅快，“他的心思和他的话语之间仿佛没有闸门，心里的冲动总是那么急不可耐，争先恐后地从喉咙里奔跑出来”。长处即短处，李白的诗有时显得粗糙，开头便把意思说尽，不耐涵咏。

    赏析具体作品时，《唐诗选注》更是立足于语言分析，绝不做浮泛的社会意义评估。这与葛兆光对古典诗歌某些问题的理论思考关系密切，下面就不得不提他的《汉字的魔方》。

    不看副标题，你会以为《汉字的魔方》是一部文字学方面的论著，其实它的副标题是——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古典诗歌，二是语言学。前者是研究对象，后者是研究角度。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从语言的角度加以研究，不该是题中应有之义吗？还需要强调吗？事实上，传统的古典诗歌研究在此方面多有欠缺。

    该书的前两章，着重探讨了传统诗歌研究中两个突出的缺陷：教条化的背景批评和印象式赏析，这些缺陷在今天的诗歌教学中依然普遍存在。教条化的背景批评往往牵强附会，曲解诗意。印象式赏析则先入为主，迂腐偏执。

    葛兆光认为，我们应当承认诗歌本身是自给自足的文本。诗歌语言有韵有调，有内在节奏，不同的语序语境使诗歌语言的意义更为凸显，典故、虚词、诗眼等特殊语词使诗歌言简义丰、耐人玩味，这些才是诗歌审美要素，也应该成为我们诗歌欣赏的重点。书中有大量精彩的诗例分析，令人耳目一新。

    《汉字的魔方》与《唐诗选注》是互补关系，一并阅读收获会更多。

    小说可能有大问题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中小学生必须了解阅读的古典名著，大学文学史课程需要专章重点介绍。它们的成就、意义等正能量评判早就通过各种教材输进我们大脑，储存在记忆中，使我们选择性忽视或遗忘了某些东西。而刘再复的《双典批判》颠覆了之前的认知，更准确地说，让我对这两部小说的认识更为客观全面了。

    刘再复通过批判《水浒传》《三国演义》进行中国文化反思受到了鲁迅的启发。鲁迅说过：“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与水浒气的缘故。”什么是“三国气”“水浒气”？鲁迅没有明言，《双典批判》则明确指出，“三国气”就是权术气、厚黑气；“水浒气”其实是流氓气、痞子气，《水浒传》《三国演义》最大的问题就是“暴力崇拜”“权术崇拜”。

    《双典批判》提出一个重要概念“叙事伦理”，即小说叙述者的价值导向，评判标准为是否人道和有无良知。文学作品不是不可以叙述阴谋、暴力，关键是作者在讲故事时所持的态度，是肯定欣赏还是否定谴责？而《水浒传》《三国演义》恰恰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双典批判》并不否认这两部小说有很高的艺术水准，但唯其如此，为害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