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和慈善家，曾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职，创办了《湘报》，著有《香山慈幼院组织大纲》等。

    “因循贻误此谁辜，四十年来苟且图。邻国君臣犹惕厉，中原文武尚模糊。支持四境无豪杰，痛哭三闾有大夫。欲脱儒冠随李广，短衣匹马射匈奴。”这首《书感》是民国总理熊希龄25岁所作。面对甲午惨败，他胸怀激荡，并由此对传统的书院教育和整个中国的教育进行了反思。终其一生，熊希龄都从未放弃过对教育的关注。

    熊希龄的传统文化功底极深。他20岁出头就中了举人，不到30岁就中了进士，有了翰林学士的出身。但他却不恋前途，成为清末维新运动的重要成员，还险些陪同“六君子”成为血洒长街的第七位“君子”。之后，他又在民国政府担任内阁总理，而且开发锰矿，具有很强的经营实业的能力。可以说，熊希龄不论专心从政还是经商，都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他却在后半生弃政从教，把人生的许多心血放在了教育事业上，将全部家产捐献给慈善教育和平民教育事业，还把自己的墓圹设在了香山慈幼院之畔。由此可见，他是矢志与教育同生共死的。

    熊希龄很早就确立了教育的目的：“大为强国保种之谋，小为育子克家之计。”也就是说，教育要以救国为最高目标。因为面对中国“输币割地，刳肉饲虎”的危机，他曾心怀拯救中华的抱负，考察过西方国家的强盛之道。在他看来，这些国家之所以富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创立了新型教育体制，培养了大批能够富国强兵的人才。因此，他在担任内阁总理时发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明确指出：“抑立国大本，首先整饬纪纲，齐肃民俗，司法与教育实其最要之枢机也。”而在“司法”和“教育”两相比较之时，熊希龄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育。他认为“教育则更重”，是“国家百年之计”。而自身的开明，使得他在坚守“教育为立国大本”传统观念的同时，剔除了专制社会统治者赋予教育的“御民”功能，客观看待教育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故而，他希望教育能够强国，能凭借培养人才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状况；还希望教育能够保种，能够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基因”，弘扬曾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巅的中国精神。

    因此，熊希龄在从事儿童教育时，把德育放在首位，特别是把爱国主义教育放在首位。在他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所有学生无论年龄大小都会写“国耻”二字。全院把每年5月9日定为“国耻日”。在这一天，全院举行仪式，由教师给学生讲述近代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等种种事件，培养儿童知国耻和雪国耻的情感。为强化学生保家卫国的意识，香山慈幼院还开展了“童子军”活动，凡是中、高年级的儿童都可以报名参加。童子军有自己的制服，包括军帽、军服、领巾、运动鞋等，训练内容主要有列队训练、军事体育、军事常识、野营等。1922年，当直奉战争爆发时，熊希龄从童子军当中挑选优秀学生组成救援队，奔赴前线，救援难民和伤兵。在爱国教育之余，熊希龄还把勤俭节约教育贯穿德育课的始终，并把养成教育作为德育课的基本要求。

    除去慈幼事业，熊希龄还非常重视职业教育。他不仅主持开办湖南事务学堂等新式学校，为工商业输送专业人才，而且采用务实的教学方式，加强对技术人员的培养力度。他本着造就健全人格和服务社会需要的宗旨，开办农科、织染科、金工科、陶工科、应用化学科、畜牧速成班、专工补习班等，采取半工半学的形式，让教学与实践相得益彰，让学生习得谋生技能。

    为了矫治顽劣少年，熊希龄在当时罕见地创办了感化院，只为“人心本善，为尧舜，为盗跖，惟在于教育之当否”。感化教育重在“养成其人格、广开其生路、尊重其人权”，使不良少年重新回归正常社会。感化院后来被归并到司法部筹建的北京感化学校。但是，熊希龄所领导的团队始终在北京地区的感化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正是因为怀抱着慈悲为怀、强国保种的善念，熊希龄最后的日子是在抗战前线度过的。他率领师生浴血奋战，不仅展现了作为教育家的荣光，而且为后辈学子留下了效仿的榜样。后人在追念其生平时，感念他对教育的贡献，纷纷赞他：“一生赤诚爱国盼中华振兴，半世慈善办学为民族育才。”

    （作者单位系北京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