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

    本文选自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开头大段心理独白原文没有分段（为便于阅读，编辑将其“拆分”）。废品处理站的处理员汉斯每天的工作就是将废品站的书籍用压力机压碎。当时的捷克处在文化禁锢和毁灭的时代，处理的一些废品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精华，汉斯无力改变，只能在其中拼命吸收书籍的思想，躲避现实的残酷。最终汉斯因为丧失了这份工作，将自己和书籍一起打包被压力机碾得粉碎。作为人类文明精华的书籍，每天在废品站被碾压摧毁，这是一个残酷的象征，而阅读可能也只是“过于喧嚣的孤独”，改变的只有热爱书籍个体的心灵。（杨赢）

    惟独太阳有权利身上带着斑点。

    ——歌德

    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love story。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三十五年中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辞典——在此期间我用压力机处理掉的这类辞典无疑已有三吨重，我成了一只盛满活水和死水的坛子，稍微侧一侧，许多蛮不错的想法便会流淌出来，我的学识是在无意中获得的，实际上我很难分辨哪些思想属于我本人，来自我自己的大脑，哪些来自书本，因此三十五年来我同自己、同周围的世界相处和谐，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地嘬着，品烈酒似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

    每一个月，我平均用压力机处理两吨重的书籍，为了找到足够的力量来从事这项神圣的劳动，三十五年中我喝下的啤酒就是灌满一个五十米长的游泳池、一大片养圣诞鲤鱼的养鱼槽也绰绰有余了。我在无意中有了学问，现在我确知我的大脑是一堆被压力机挤压得严严实实的思想，一大包观念，我掉光了头发的脑袋是灰姑娘的核桃。我相信在那样的时代，当一切思想都只记载在人的脑海中时必定格外美好，那时倘若有人要把书籍送进压力机，他就只得放入人的脑袋，然而即使这样也无济于事，因为真实的思想来自外界，犹如容器里的面条，人只是随身携带着它而已，因此全世界的柯尼阿什们焚书是白费力气，如果书上记载的言之有理，那么焚烧的时候便只会听到书在窃窃暗笑，因为一本地道的好书总是指着别处而溜之大吉。

    我买过一个计算器，能加减乘除，还能开方。一个不比小皮夹大多少的小玩艺儿。我曾壮着胆子用改锥撬开它的后盖不胜惊异地发现，里面除了邮票般大、十张书页那么厚的一个小块之外，便只有空气了，满载着数学变化的空气。当我的目光落在一本有价值的书上，当我一行行阅读这些印刷的文字时，这书留下的也惟有非物质的思想而已，这些思想扑扇着翅膀在空气中飞。在空气中滑翔，赖空气生存、回归于空气，因为归根结底一切都是空气，正像教堂里的圣餐，既是基督的血又不是。

    三十五年来我处理废纸和书籍，而我生活在一个已有了五代人能读会写的国土上，居住在过去曾经是王国的地方，在这里，人们过去和现在都有一种习惯，一种执著性：耐心地把一些思想和形象压进自已的头脑，这给他们带来难以描述的欢乐，也带来更多的痛苦，我生活在这样的人民中间，他们为了一包挤压严实的思想甘愿献出生命，现在这一切都在我的身上重演，三十五年来我按动这台机器的红色和绿色电钮。

    三十五年来我喝着一杯又一杯的啤酒，不是为了买醉，我憎恶醉鬼，我喝酒是为了活跃思维，使我能更好地深入到一本书的心脏中去，因为我读书既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消磨时光，更不是为了催眠，我，一个生活在已有十五代人能读会写的国土上的人，我喝酒是为了让读到的书永远使我难以入眠。使我得了颤抖症，因为我同黑格尔的观点是一致的：高贵的人不一定是贵族，罪犯不一定是凶手。如果我会写作，我要写一本论及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大不幸的书。通过阅读，我从书本中认识到天道不仁慈，一个有头脑的人因而也不仁慈，并非他不想仁慈，而是这样做违背常情。珍贵的书籍经过我的手在我的压力机中毁灭，我无力阻挡这源源不断、滚滚而来的巨流。我只不过是一个软心肠的屠夫而已。

    书教会了我领略破坏的乐趣，我喜欢滂沱大雨，喜欢爆破队，我常常一站几个小时，观看爆破专家们怎样像给巨型轮胎打气似的以一个协调的动作把一排排屋宇、一条条街道炸毁，那起爆的时刻总使我百看不厌，所有的砖头、石板、梁木统统被举了起来，房屋随即像件衣裳似的静静地坍塌，犹如远洋轮船在锅炉爆炸之后迅速沉入海底。我站在铺天盖地的尘埃中，倾听着爆炸的乐曲，心里想着我在深深的地下室里的工作，那里有一台压力机，我在它的旁边，在几盏电灯的照明下工作了三十五年，我听得见上面院子里来往行人的脚步声，地下室的天花板上开了一个洞，形形色色的东西有如天上撒下的丰饶角似的从这个洞口落下来，一只只大袋、一个个木箱或纸箱搬到洞口，倾倒下来的物品中有花店买来，现已枯萎的花枝、批发店的包装纸、旧节目单和废车票、裹冰棍和冰淇淋的纸、溅着绘画颜料的废纸、屠宰场送来的大批湿漉漉、血污斑斑的包肉纸、照相馆切削下来的扎手的尖角儿、办公室字纸篓的废纸和打字机色带、庆贺生日和命名日的花束，有时倒下来的报纸中卷着一块铺路的大鹅卵石，这是为了过磅时增添一点分量，此外还有误扔的刀剪、锤子和起钉器、肉店的砍肉刀和残留着咖啡渣的杯子，不时还有枯萎了的婚礼上的花束以及葬礼上的色彩鲜艳的纸花圈。

    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把这些东西压碎，打成包、每周三次有卡车开来把包运走、送到火车站。由火车运往造纸厂。在那里工人们剪断捆包的铁丝，把我的劳动果实倒入碱和酸的溶液中，其强度足以溶化那些总是割破我手指的刮脸刀。然而，正如流经工厂区的浑浊河水中偶尔会有美丽的小鱼闪现一样，在这废纸的长河中不时也会有珍贵书籍的书脊放出夺目的光彩，我的眼睛被它耀得发花，我朝别处望了片刻，然后才迅速把它捞出来，先在围裙上抹抹，翻开书页闻闻它的香味，这才像读荷马预言似的读了第一句，它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的视线，之后我把它收藏在一只小箱子里，同我发现的其他珍贵书籍放在一起，小箱子里铺了许多圣像画，是不知什么人连同一些祈祷书误扔进地下室的。这些书我不仅每一本都仔细阅读，而且读过之后还在我打的每个包里放进一册，因为每个包我都要给它装饰打扮一番，必须让它带着我的个性，我的花押。

    （选自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杨乐云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