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普遍“慕奇好异”，喜好“异调新声”的戏曲。加之明中叶后，印刷与造纸技术不断改进、发展，形成了完善的刻印出版系统。这样，市场需求的刺激和出版印刷业的发达，共同促成了明清戏曲文化的野蛮生长。而所谓的戏曲“问世是指创作的完成，出版则意味着广泛传播”，就是说若把文人创作的戏曲比作娇艳的玫瑰，而坊刻的兴盛则终使玫瑰蔓延成了花海。

    较之元代，明清时期涌现出了更多的文人戏曲作家，作品数量浩繁，使戏曲生命之树更加欣欣向荣。如果说元代剧作家多是为了口腹之虞而投入戏曲创作的话，那么明清时期的剧作家则多是在游戏辞藻、音律，兴之所至，吟咏歌唱，真正把戏曲当作寄情寓意的工具。在近代以来关于明清戏曲的研究著作中，学者多从作家及其作品的角度探讨戏曲文学的发展，而少有从书坊刻印、出版机制的角度去探讨戏曲文学的兴盛，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因为但凡摒弃了文学的关联性存在和发展而孤立地就文学论文学，难免会失之偏颇。基于此，《明清书坊与戏曲研究》（廖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部从另一视角观照明清戏曲文学盛况的著述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了。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之一，廖华教授的这部新著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出版文化的视角，从戏曲稿源、编辑、广告、插图、选本、评点、演出、受众等方面，探究明清书坊在戏曲发展和传播中的作用，并顺此逻辑,考辨、释解了明清戏曲研究史上一些久争不明的疑题，进而丰富和深化了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内涵。比较近年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本书无论是文献选取的严谨性和翔实度，还是讨论问题的细致性和深入度，都是可圈可点的，不仅厘清了明清书坊和戏曲的关系，以及戏曲发展的脉络，还为研究明清戏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路径，其开创性贡献颇得学界好评。正如著者在绪论中交代的，“如果说一部作品的产生，是作者、文本、读者三者紧密结合的结果，那么出版机构要完成一个刻本，就是刻家、作者、文本与受众之间四者相互影响的结果”。

    本书开篇即明确了全书的切入点——书坊刻印出版，并顺此设计全书的逻辑框架、逐层展开论证。值得一提的是，著者从社会思潮、社会生产力、社会文化氛围以及创作主体的共性心理特征等方面去深入探讨明清戏曲刊刻兴起的原因，使读者能更为全面地了解明清戏曲刊刻兴盛背后的复杂合力。

    厘清了戏曲刊刻兴起的原因后，作者重点阐释了明清戏曲书坊刊刻过程中至为关键的“物”“事”“人”。其中所谓的“物”是指刊刻的具体内容，也即选本和选本中的插图；所谓的“事”则指戏曲刊刻作为社会活动所附带的事项，诸如戏曲评点、戏曲改编和戏曲演出等；所谓的“人”则是指戏曲刊刻活动完成后的受众，也即读者群体。作为观照的重点，作者对“人”的论述给予了更多的篇幅，其中主要论及了读者群体的构成、读者主体的变化以及不同时期读者的特点等。作者还以“人”为基点，展开论述了读者与“事”和“物”之间的关联，即戏曲演出和戏曲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读者对戏曲刊刻的影响。而这一关联性的论述也正契合了作者从连接戏曲创作主客体的出版文化出发来进行研究的独特视角，正如廖华教授在绪论中强调的，“一个戏曲刊本，不仅体现了作者的精神，而且包含了书坊主对于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学的思考”。书坊主及其书坊是连接受众最直接的群体，是研究这一时期诸如小说、戏曲等文化现象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由此观之，全书紧紧围绕“书坊与明清戏曲”的关联，以全新的视角层层推进，一气呵成地解决了明清戏曲发展环节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不能不说是我国古代戏曲研究史上的一大收获。

    学术事业的推进、任何领域的研究开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本书也只能算是明清戏曲研究长河中的一项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因而其不足或有待提升的地方也是显而易见的。乾嘉学派代表钱大昕在给王鸣盛的《答西庄书》里曾说：“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以此衡量《明清书坊与戏曲研究》一书，洋洋30余万言，其独到的学术价值是难以用寥寥千余字说尽的，还有待诸位方家和感兴趣者仔细品读后自我领受了。

    （作者单位系广西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