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浙江省海宁人。中国近、现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国学大师，教育家。在教育、哲学、美学、史学等多方面均有造诣和创新，代表作《人间词话》。

    王国维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鼎鼎大名，耳熟能详。尤其在他最著名的文学理论《人间词话》里谈到的治学经验“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更深入人心。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王国维除了在文、史、哲方面的学术成就外，还着力于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尝试在近代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的基础上，构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开拓者。

    王国维自7岁起就接受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志向和兴趣。清政府垮台后，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侨居4年有余。在罗振玉的帮助下，有机会静下心来做学问。归国期间，遂有崇仰他学问的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职。1925年，他在清华主讲《古史新证》，后加授《尚书》课程；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吴宓等几位大导师被称为清华“五星聚奎”；他的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布中国史学界。

    其实早在1900年代初，王国维就曾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任教期间曾讲授过《教育学》《心理学》《教授法》等课程。其中《教育学》讲义于2009年收入《王国维全集》，而《心理学》《教授法》近年来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邬国义觅得踪迹，并合编为《王国维早期讲义三种》一书，20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为世人进一步了解、研究王国维早期学术活动提供了更多可以参考、借鉴的成果和资料，书中富有创建性的教育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借鉴价值，尤其值得品味和思考。

    这三种讲义充分体现了王国维教育思想的基础和源泉，包含了王国维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创见和方法，尤其是王国维先生关于“完全之人物”的教育宗旨观，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的开山之论。他认为，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完全之人物”，就要进行有效的“四育”。体育是对身体的训练，智育是对认知的培养，德育是对意志的培养，美育是对精神的培养。这“四育”紧密相连、不可或缺。同时，他认为不能把德、智、美相对孤立起来培养，只有三者并行，再加上身体训练之“体育”，才可以培养出“完全之人物”。总之，教育要以培养多方面发展的人为目的。另外，他还就“四育”的具体功能分别作了深入的阐述。

    关于优先兴办初等、中等教育，还是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在我国历来都有争议。而王国维根据当时的国情，态度鲜明地主张“亟兴高等教育”。其理由有二：首先他认为“为学之次序，固宜循小、中、大学顺序，但现在之中国初、中等教育范围广，设备缺乏，经费不足，老师不合规”，而“高等教育呢，范围小，省时省钱，效率也高”。其次，他认为“高等教育之责任，在使英雄与天才得其陶冶之地，而无夭阏之虞”。所以，根据“国事之亟而人才之乏”的状况，必须优先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出“英雄”“天才”，以“供驱策之用”。

    就培养教师问题，王国维也有自己的一套独到理论。他认为，学校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所以，他首先主张要培养专门的教学人才，从全国中学生中选拔智力优胜且具有一定基础知识和外语水平者，经过一两年严格训练，授之以专门知识和能力；在时间短、质量好的情况下，解决初、中等教育严重缺乏教员、“国家待用之亟”的问题——这个思想，后来无疑成为我国设立师范院校的理论基础。其次，他认为解决高等教育师资严重缺乏问题，不妨先聘用一些外国人，然后在初中等教育者中选取优异者，“使之留学外国，以备他日大学之选”。

    也许与早年留学经历有关，王国维虽是前清“遗老”，但许多思想却比较开明先进。他认为，对待学间之事、学术之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而不能有国家、人种、宗教的偏见，从而提出了有关知识无国界的不少论断：“欲知儒学之价值，亦非反对诸家之说不可”“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陈见”，并向西洋学习哲学、史学等。他还展望：“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王国维的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情怀，毋庸置疑是对长期以来“独尊儒术”的挑战，表达了他向往新文化的热情，对开阔人们视野极具引导和示范作用。

    王国维的早期教育理论是在中西文化交融背景下产生的，可谓既放眼世界、融合中西又结合国情，富有前瞻性和创新性。虽有极少数观点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和争议性，但不能否认，王国维的大多数教育观点和理论对于我们今天教育的综合改革，仍具有深刻的启迪和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应当客观地评价大师的学术成就，重新审视大师的学术理论、治学风范、处世之道，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无为市襄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