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小学教材中，曾选录宋代翁森的诗歌《四时读书乐》，那时的读书人多能背诵。春天里“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夏天则“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秋天落叶有声、篱豆花开，诗人说：“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冬天到了，天地之间梅花绽放，“地炉茶鼎烹活火，四壁图书中有我”。我也常把这些诗抄给学生，希望他们多少能领会一点读书的真正乐趣所在。

    一个语文教师，应该终身浸泡在文字里，行走在文字中，征于色发于声，往台前一站，很快就会被认出是语文教师。坚持读书，是教师克服职业倦怠的良药，让每一天的黎明都以崭新的面目呈现，生活也变得充实而有力量。同样的生活环境、不变的课文、千篇一律的学生问题，难免让教育工作单调疲倦，而读书让我们不断打破自我的藩篱又重塑自己，让我们面对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当下一轮再面对同样的课文、同样的学生时，我们可能有了新的角度与高度，这样生活才不至于走进倦怠的死胡同。

    千磨万淘，总有一些书刻在了心里，融进血液中，与生命共同成长。

    向孔孟学做老师

    外婆是文盲，在我很小的时候，她教育我“食不语，睡不语”。后来我在《论语》中翻到了原文“食不语，寝不言”，才渐渐发现，孔孟的文化基因已经深入我们的筋骨，要读懂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绝对绕不过孔孟。可惜现代人不读经书，即使读也不如古人从小背到血液里来得有效。当我决定要进入古仁人的内心时，我知道要狂补孔孟了。既要读，更要背、要抄、要默。

    孔子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在学生面前常常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这样的老师才能让学生觉得真实而可亲。一部《论语》，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简直就是一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教学实录。子贡曾说，夫子多能，乃是因为老师是天纵之才。孔子当即否认，自己多能，乃是因为“吾少也贱”。孔子在当时已经名气够大了，却不否认自己少年时的贫苦。他一定也不会回避自己年幼丧父、艰苦求学的经历，这些都是勉励学生、启发学生的良好素材。福建教师陈日亮出过一本书叫《我即语文》，我很喜欢这个书名，这个“我”字特别有精神，学生绝不仅仅从书本中学知识，更从老师这个“人”身上学会做人处世。

    孔子的课堂很随意，生活处处皆课堂，而且有时候还有音乐伴奏，令人神往不已。夫子的课没有题目训练，也不强调课堂纪律，更不一定要有个结论，常常畅所欲言。有一回，孔子让弟子“各言尔志”。子路豪爽，梦想是与好朋友共享车马衣裘；颜回的志向是做一个谦逊而于人有益的君子。当学生问起老师的志向时，他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良好的师生关系就在不经意的谈话中融洽，教师的价值观也在学生身上潜滋暗长。

    孟子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派，他一开口，仿佛是不容置疑的，浩然之气充塞他的每一个细胞。他骂起人来，沛沛然如江海，读之拍案称快。这种正大的人格来自于道德的自信、无愧于天地的坦然。当我们有这样一种气场时，学生的敬畏心逐渐成长起来，不用喋喋不休，往学生面前一站，学生就领会了什么是师道尊严，教师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深深地扎进学生心里去。

    孟子说，君子有三种快乐，哪怕是做帝王，我也不愿意交换。“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家庭之乐、道德之乐、文化之乐，三种快乐普适于每一个平凡的人。我们不仅要追求这三种朴实的快乐，更要教学生寻求合理的快乐生活。一个不快乐的人，我总怀疑他不适合做教师，因为学生也很难在他身上感受到快乐，所学科目又何乐可言。

    我们要教学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许孔孟那里有许多值得我们探求之处。毕竟，他们的思想培养了无数伟岸的脊梁。

    庄子与鲁迅

    一个人想要在纷繁的人世过得洒脱一些，可能需要好好读《庄子》。《庄子》中的世界，是超越了常识的世界。这不仅指的是那些深刻的哲理，也指《庄子》书中瑰奇的意象。读这样一本书，正如庄子所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让思维和心灵经历一次无比畅快的按摩。先秦诸子大多是面向城市、面向王侯，而庄子是走向江湖、面对自然。如果我们厌倦了应试的泥淖，厌倦了功名利禄，如果我们需要做一个蝴蝶翩翩的梦，是时候捡起《庄子》了。

    《庄子》中令人爱不释手的故事非常多，比如那只角上有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土地而打得血流成河的蜗牛。职场上那些得失名利常常干扰我们的视野，一个人活在尘世中，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但作为一名教师，卷入太多名利的争夺，总是损伤了我们面对学生时的赤子之心。只有赤子之心才能理解赤子之心，才能撼动赤子之心。生活中总难免有因得失而郁郁之时，这时就看看那只蜗牛。“蜗牛角上争何事”！那些我们所念念不忘争夺不已的“国家”，放之于恢宏的宇宙中，也不过是蜗牛一角的区域罢了。“齐物论”虽有混淆是非的嫌疑，可也是我们看透生命本质的良法。

    庄子写一匹千里马，本来天性活泼，在草原上奔腾撒欢。后来伯乐发现了它，钉铁掌、穿辔头，又进行各种劳作训练，最后终于成了一匹毫无生命力的庸马。人的天性也这样，进入世俗以后天性便有可能被消磨殆尽。学生要接受各种训练与规则，这是必要的，可这其中难免存在伤害孩子美好天性的现象。作为一个教师，这是最该小心之处。有些孩子过早地表现出世故的一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担忧。人不能保留一点纯美的天性，他就很难用艺术的眼光看待生活。

    一个积极负责的教师未必是好老师，一个适时“无为”的教师反而可能守护了一些宝贵的东西。

    现当代作家里，最有批判眼光的是鲁迅，他忧郁的眼光照进我们民族文化的灰暗处。他说他多少中了老庄的“毒”，可是我觉得他传承了庄子的批判精神。国人美好的天性去哪里了？鲁迅认为是被“吃人”的文化掩埋了，于是他要掘开这座坟。

    如果问我大学有什么大收获，那就是把《鲁迅全集》认真看了一遍。“救救孩子”这句话将永远回荡在我耳边。最好的语文教育，是通过我们的母语让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最好的语文教师，是用自己的语文教育“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怎么救孩子？让他们接触最好的精神养料。让孩子有能力识别网络小说的无聊、手机阅读的营养不良，语文教师就应该有勇气该扔的扔，该删的删。

    这是鲁迅先生教我的。哪怕对先生，有时候也不能一概盲从。

    人生的永恒悲剧性

    在华语现当代文学中，鲁迅与张爱玲是两座丰碑，前者在中国大陆、后者在港台海外都同样经久不衰。在城市化日益扩大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张爱玲的小说早就写出了他们的故事，而批判现实的鲁迅似乎更适合成为知识分子茶余饭后的议论焦点。

    张爱玲是一个感觉极为敏锐的女性。她18岁时就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一语成谶，这个比喻成了她人生的写照，她的爱情与事业都是如此。她与胡兰成的爱情惊艳了整个上海，可是突然间物换星移，她却成了爱情的逃离者，中年流落美国，晚年在流离孤独中离世。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像她自己的人生一样苍凉。小说中的人物盲目、固执、封闭，张爱玲看穿了文明背后的空虚本相，揭露人类身上“原始人”的一面。张爱玲不像左联作家一样控诉这个黑暗的社会，她通过险恶的环境，肮脏、复杂、充满诱惑的现实背景展示人物的脆弱、无奈。

    在这样难以抗拒的命运之网下，万事皆悲，但人们又总是在眼前的欢乐中寻找避难所。《倾城之恋》的男女主人公地位悬殊，却因为一场战争而走到了一起，当下的男欢女爱成了心灵的暂栖地。《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在经历了爱情的阴差阳错后，在湾仔看到的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每当读到这些地方，不能不叹绝张爱玲对人性的解剖之深。

    张爱玲写都市男女题材，与鲁迅及众多继承者批判揭露社会的题材截然相反，且独树一帜。当时有人批判张爱玲的作品没有关注社会，没有为新社会呐喊。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当我们读张爱玲的作品时，就是读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她笔下的“饮食男女”。有些作品的意义跟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消解，但张爱玲的作品是超越时代的。

    品味恒常的人性，这只是读张爱玲的快乐之一。其比喻之妙、心理剖析之深刻、意象之新奇，更使“张学”充满无穷的魅力。

    黄玉峰和苏东坡

    黄玉峰与苏东坡，这两者似乎没什么关联。

    黄玉峰是上海语文特级教师，最喜欢的文人是苏东坡。黄老师能诗擅画，书房里挂的大都与苏东坡有关。黄老师常常引用林语堂对苏东坡的评价：苏东坡是最具现代价值观的古人。苏东坡身上的豁达、幽默、宽容、平等、博爱，仍给今人以无穷的智慧。如果要在古人当中找出一个最完美的人格作为榜样，苏东坡恐怕是不会落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