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参与调查中小学生读写状况，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现在大多数中小学生在拥有读物方面不存在问题，兴趣也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没有时间”。对照我的学生时代，恍然间觉得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年轻时听过一首歌，歌中唱到：“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当时觉得滑稽，现在换到读书上，一样的窘况。

    野蛮生长

    仿佛之间，看到少年的我坐在大门的门槛上，抓紧黄昏最后一丝亮光，努力把一本破旧不堪的武侠小说飞快地翻到最后，看看女主角是否跟少侠喜结良缘，终于还是满腹遗憾，因为这只是上集，今晚就得还给村里的小伙伴。这种限时阅读且经常只有上集没有下集，或者只有下集没有上集的情况，是我当年乡村阅读中的常态。故事没头没尾，反而引起我们各自发挥想象力猜测各种结局，甚至编造各种可能的续写，相互之间争论得不可开交。

    我出生在湖北一个小乡村，村里有十几户人家，只有一个“代销店”卖一些日用品。村里仅两三户家里有几本书，此外根本见不到书的影子。父亲调到乡镇中学教书，把我带到附近的新街小学读书，这所小学靠近乡政府和中学，条件比其他几个村小要好一些。学校旁不远的一条街，算是乡里最繁华的地方。街上大概有十几家店铺，中间最阔气、有大铁门的是供销社，最好、最贵、最全的东西都在那儿，最多的书也在那儿。

    大概读三年级时，供销社进了些小人书，父亲斥巨资给我买了10本并编上号码，从001到010码在办公桌上，当时我觉得简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每天，我选一本带到学校，瘦弱矮小的我仿佛一下子变了模样，成为人气王，同学们争相跟我预约：看完了先给我看，行吗？

    这10本珍贵的小人书现在早已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我只记得有一本是《毕昇》，其中有一个画面是阿香中箭，很悲惨，我觉得有点害怕；还有一本是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因为里面画的都是外国人，我莫名地觉得很怪异，就一直没有看；另外一本还有点印象的只有故事情节，大意是一个小学生在路上捡到5毛钱，然后藏在一个大石头底下，后来找不到了，误认为是被另一个在旁边钓鱼的同学偷走了，他们之间产生了许多矛盾……后来，从这些残存的记忆中，我突然悟到父亲的良苦用心，他大概觉得这些小人书都有教育意义吧，但他应该没有考虑到一个小孩对悲惨世界的天然抗拒。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年少的时候，对课文里的《凡卡》《卖火柴的小女孩》甚至《皇帝的新装》都没有什么好感，有一种莫名奇妙的隔阂，大概是大人太想用它们来教育我们，可惜味道太苦。不过，从供销社买过一本《皮皮鲁和鲁西西》，至今我还记得那个“脑表”的神奇设置，挂在耳朵上可以监测思考量。我心里幻想着当皮皮鲁，实际上做了鲁西西。

    无论如何，这些小人书引起了我对书的关注。街上除了供销社，突然有另外一个商店不知道从哪里进了一些小人书，店主很精明，2分钱可以看一本，5分钱买一本，里面成系列的只有“杨家小将”和“薛刚反唐”，我很着迷。父亲经常把硬币扔在办公桌抽屉里的一个小盒里，我就隔三差五从中取一两个出来买书，就这样拥有了二三十本小人书，除了自己经常拿出来温习，还可以作为跟人交换的资本，算是把看小人书这件事盘活了。

    当然，我一直不清楚父亲是否知道我拿硬币买小人书的事，他从来没有问过我。但是他似乎一直试图通过书刊来教育我，曾给我订过一段时间的《少年科学》《小学生优秀作文选》，邮递员每个月送一次，在当时也是很令人艳羡的事情。绿色的二八自行车响着铃铛，载着书包来到学校的时候，就跟过节一样。《少年科学》其实不适合我，里面大部分都是讲科技制作的，还有一堆我不懂的符号。我最感兴趣的是其中连载的科学漫画，主人公孙小空和猪九戒遇到了各种科学现象，等到第二年没有连载了，父亲也没有续订了。

    当时，老师订阅最多的是《故事会》，传阅率极高。小孩子基本排不上号，只能见缝插针，在他们阅读的间歇，瞅准机会一口气读完。因为要随时准备把书还给人家，我翻阅的速度越来越快，为后来一天看完《天龙八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还有印象的是民间故事、民间传说之类的杂志，没有名著、经典，人们之间传阅的就是这些，非常中国，非常传统。

    小时候并不是没有接触过名著，但着实一开始就倒了胃口。记得最早是电视上播25集电视剧《西游记》，小孩们都看得神魂颠倒、心情摇曳，觉得意欲未尽，尤其是最后菩萨掐指一算，一路上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我们怎么凑也凑不齐。正好一个同学手里有一本残破的《西游记》，借过来看，就连滚带爬地读，主要看遇到什么妖怪，有什么法力，然后孙悟空用什么办法对付他们。连看了几天，有一天回家才发现把书落在教室抽屉里了，第二天去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只好赔钱给同学。自己没有经济实力，只能硬着头皮隔三差五找父亲要零花钱，谎称买点零食什么的，每次一毛两毛，“还债行动”断断续续进行了好几个星期。自此，提起《西游记》，这不爽的经历就会跳出来。

    学中偷闲

    等到上了高中，高一没什么压力，再加上第一次离开家，在学校住宿反而自由多了。高中在县城，有新华书店，但除了各种补习资料，也没有什么好看的书，同学之间流传的都是租书摊儿上的武侠、言情小说。租书都是按天收费，我们都练就了一天可以看好几本的功夫，这样大家可以相互交换，相当于租一本的钱可以看三本。一天早自习，我正沉浸在温瑞安的《寂寞高手》之中，一只手突然伸过来把书拿走了，原来英语老师从后门悄无声息地进来了，嗯，她才是寂静高手。老师并没有没收我的书，应该是看出来这是租的书，如果不还，押金就没有了。早饭后，班主任就叫我到办公室，然后写检讨书，写了好几遍。

    在写检讨书的过程中，我突然觉得武侠真没什么意思，折腾来折腾去，既浪费零花钱又耽误学习。到了高一下学期时，学校的图书室突然可以办阅读卡了，每周可以借一本书，执行了没两周，就各种闭门不借了。高中三年，我只成功借出过三本书，《萍踪侠影》（上）《红旗谱》《优秀中短篇小说选》。因为在文科班，我们精读的是历史政治教材，高考前我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在脑海中一页一页地翻书，连每一个注释都清晰可见，我感觉再不考试它们就要掉出来了。

    其实，高二之后学业加重，能读课外书的时间不多，老师巡视的密度和强度大大加强，防不胜防。我唯一的阅读机会就是晚自习时去看守宿舍，因为集体宿舍经常在晚自习时发生偷窃现象，于是每个宿舍就派人轮流值守，基本上两个星期可以轮到一次，宿舍里只有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放飞了，基本上我就是用这三个小时听着收音机看课外书。另外就是看《小小说选刊》，因为邻座的同学每期必买，我就沾光了。到高三时，我们搬到新建的宿舍，这个放风时间也没有了。这期间我在邮局报刊亭发现了一个宝贝，就是《半月谈》，一是便宜，才5毛钱一本；二是内容丰富，有助于政治课学习。更重要的是，可以堂而皇之地在教室里读。现在想起来，那些评论写得真令人激动，我现在还记得一个关于腐败治理的评论，要让官员“不能贪，不敢贪，不想贪”，层层递进，气势磅礴啊。

    误入中文

    高考时，我的志愿是国际政治和法律，主要是受了《半月谈》以及复旦大学《舌战狮城》一书的影响。没想到，却被调剂到中文系。北大中文系当时有三个本科专业，号称“文学才子、语言君子、文献夫子”，自忖读书不多，才子和夫子就算了，于是选了语言专业。“逃到”语言专业，读书压力还是很大，同学们大多一副才华横溢或者满腹经纶的样子，有人张口博尔赫斯、闭口卡夫卡。第一年“流落”在昌平园校区，园区组织过几次书市，据说很优惠，但我觉得还是挺贵。

    《漂泊的太阳》是我在昌平园书摊买的第一本书，讲述了形形色色的北大学生，或者截取一个片段，或者给出一个剪影，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不同，都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原本茫然的我，读完后一下就安定了。我非常喜欢书中那些文章的表达方式，甚至模仿其中的一篇写了一个人物速写发表在园区自办刊物上。好在还有图书馆，虽然比燕园本部的要小，但比高中图书室大多了，而且可以自由选择。最惬意的是上课时老师在上面大谈后现代主义，我可以在下面看《平凡的世界》《倪焕之》等各种书，好在老师也倡导杂览，就各种“乱炖”。

    大二回到燕园之后，才感觉真正上了大学，各种讲座活动是读书最好的广告与导引，听了朱苏力跟贺卫方的辩论，自然就会买《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等；参加海子纪念诗会后，就去买了《海子的诗》，海子是天才的诗人，对汉语节奏和意象的把握无与伦比，那些诗是当代唯一不需要阐释的，随便挑一首朗读，就能感觉到诗意扑面而来。

    到了周末，可以逛书摊。20世纪90年代的北大地摊主要在三角地和博雅塔下的东门一条边儿，最近的书店是南门的风入松，稍远一点的就是越过老虎洞的海淀图书城，经常几个同学约着一起逛，可以相互推荐。白皮的“走向未来丛书”到现在我还存着十几本，5毛钱一本的《读书》买了许多。乔治·奥威尔的《1984》也是在此期间读到的，后来也是常读常新，这本书大概最好配着作者的另一本书《动物庄园》一起阅读。关于这本书，或许最好的解读来自北大教授李零的《鸟儿歌唱》一书，连书名都来自《1984》中的一句话“鸟儿歌唱，无产者歌唱”。这是对极权主义的一通组合拳，希望能起到K.O（击倒）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