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在财政总收入已经有20万亿元了，但并不宽裕。连续10年了，我们尽力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不低于GDP的4%，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主要是面向义务教育、面向农村，因为我们农村的户籍人口现在还有7.6亿，还要进一步加大向农村和边远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

    ■高校毕业生1076万，是历年最高。对于新增需就业人员，我们要给他们以培训等多方面支持举措，用市场化的方法来解决就业问题。我们相信普通人有上上智，把他们的特长、聪明才智发挥出来，那就业的大舞台会绚丽多彩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1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大会发言人张业遂的邀请出席记者会，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记者会开始时，李克强说，感谢记者朋友们在中国两会期间为报道所作的努力、付出的辛劳。因为疫情关系，我们继续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开记者会。我愿意回答记者朋友们提出的问题。

    美联社记者：中国经济正在逐渐从高速增长向着可持续的、公平的以及绿色的增长转型，我们看到去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降低债务水平、监管高技术企业。今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不少经济学家认为是颇具雄心的5.5%的增速目标，这是在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继续蔓延以及乌克兰冲突的情况下制定的目标。我想问的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今年将更加重视增长？把增长摆在结构性改革以及减少碳排放之前？中国政府将如何平衡这些不同的发展目标？关于乌克兰问题，中国与欧洲的重要经贸关系在中国应对此危机中处于什么位置？中国是否担心会因为目前对于危机的处理影响到与欧洲的良好关系，甚至影响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

    李克强：你提到中国的经济增速，去年我们经济总量已经达到110多万亿元人民币，继续增长可以说是在高基数上的增长。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么大的经济体要保持中高速增长，本身就是很大的难题。刚才你提到我们今年确定5.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我还记得，去年就是在这个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我，说你们定6%以上，这个目标是不是低了？我们不是没有感到，因为上一年基数低，去年完全有可能实现8%乃至于更高的增长，但是我们还是确定增长6%以上，“以上”是开了口子，乐见其成。但是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的标杆是按照6%来确定的，也就是说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都要围绕着这个标杆进行，这就使得我们降低了赤字率，宏观杠杆率稳中有降，这也为今年应对新的挑战预留了政策空间。

    回想2020年，我们在那么严峻的形势下，没有搞“大水漫灌”超发货币，去年乃至到今年2月份，在世界许多国家通胀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我们的居民消费价格，也就是CPI涨幅不到1%，这不能不说和我们实施的合理宏观政策有关。当然，刚才我讲的，我们制定宏观政策是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的，没有评价其他国家的意思。

    去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不仅完成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而且为今年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年经济确实遇到了新的下行压力和挑战，且不说各种复杂环境在变化，不确定因素增多，就是我们本身要实现5.5%的目标，它的增量，也就是中国百万亿元量级以上GDP5.5%的增量，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总量。10年前我们经济总量还是50多万亿元，增长10%，增量有六七万亿元就可以了，而今年得要有九万亿元名义GDP的增量。这就好像登山，如果你要登1000米的山，想爬10%，那100米就可以；如果你要登3000米的山，想上5%，那就是150米。而且条件也变了，越往上气压越低、氧气越少，看似速度放缓了，实际上分量更重。

    实现5.5%左右的增长，这是在高水平上的稳，实质上就是进，是不容易的，必须有相应的宏观政策支撑。比如财政政策，今年我们降低赤字率到2.8%，赤字比去年少了2000多亿元。但与此同时，我们加大了财政支出的力度。那你们会问，钱从哪里来？我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已经说了，我们这两年可用未用、结存的中央特定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的利润，再加上财政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新增支出规模不小于2万亿元，而且增加的规模主要用来减税降费，特别是退税，这相当于给登高山的人输氧。当然，我们还有配套的金融、就业等多项举措。

    我们今年采取的举措不仅是应对短期的，也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决不预支未来，是可持续的。正像记者朋友提到的，中国还有应对气候变化、收入差距、债务等众多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中长期过程中，包括今年有力地应对。有关方面的措施我们都在安排部署。中国现代化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你刚才提到乌克兰局势。当前乌克兰局势世人瞩目，中方也深感担忧和痛惜，真诚地希望乌克兰局势能够得到缓解，早日回归和平。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发展双边关系从不针对第三方。我们将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精神，同各方发展合作关系，为世界提供更多的稳定性。

    路透社记者：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袭击以来已经造成200万难民，数百名平民死亡，人们对核态势升级前景也感到担忧，但中方一直没有对俄的行为进行谴责，或者将其称之为“入侵”，是否不论怎样中方都不会对俄进行谴责？在俄罗斯面临制裁的情况下，中方是否会进一步对俄罗斯提供经济、金融支持？是否担心这样做会受到来自其他国家制裁的负面影响？

    李克强：我刚才说了，中国从来都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关于乌克兰局势，中方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也应该得到重视，中方据此作出我们自己的判断，并愿意和国际社会一道为重返和平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的乌克兰局势确实令人担忧，应当尽最大努力支持俄乌双方克服困难进行谈判，谈出和平的结果，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我们都支持和鼓励。当务之急要避免紧张局势升级甚至失控，国际社会和各方对此都是有共识的。

    中方呼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中方已经提出应对乌克兰人道局势的倡议，并将继续向乌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当前世界经济因受疫情冲击等影响已经很艰难了，有关制裁会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冲击，对各方都不利。中方愿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作出自己建设性努力。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有关研究显示，降费对于小企业的帮助是最大的，减税次之。您能否与我们分享关于减税降费影响的具体数据？另外，由于房地产市场发展速度的放缓，地方政府财政有所减少，对这方面有什么考虑？还有就是涉及消费方面，政府会考虑采取发放消费券等类似的政策措施吗？

    李克强：结论是要有理论和实践支撑的。从我们这几年的实践看，减税降费效果最直接。我记得去年到东部地区和十几位企业家交谈，他们谈到了企业运行中的困难，希望国家再出台一些宏观支持政策。我当时就说，中央政府的政策储备是有的，但需要集中使用。有三项选择，但只能做选择题，就是三选一。一是大规模投资，也许你们可以得到订单。二是发放消费券，可能会直接刺激消费。三是给企业减税降费，稳就业、促投资消费。他们沉默一会儿，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选择第三项。因为这是最直接、最公平、最有效率的。从今年我收到的有关报告看，普遍把减税降费作为对政府宏观政策的第一期待。看来，施肥还得要施到根上，根壮才能枝繁叶茂。

    我在材料上也看到，有人担心减税降费实施几年了，边际效应是不是已经递减了，也就是说作用不像以前那么大了。这次我们实施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是退税和减税并举，规模2.5万亿元。在2020年经济受冲击最严重时，我们也就是这么大的政策规模，最终挺过来了，而且我们这次调整了结构，把退税顶在前面。所谓退税，就是按照增值税税制的设计，对市场主体类似于先缴后返的税额，我们采取提前退税的办法，就是一次性把留抵的税额退给企业，规模1.5万亿元以上。如果效果好，我们还会加大力度。

    我们退税优先考虑小微企业，因为小微企业量大面广，支撑的就业人口多，而且现在是他们资金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在今年6月底以前，把小微企业的存量留抵税额一次性退到位，把制造业、研发服务业等一些重点行业的留抵税额在年内全面解决，对小微企业的增量留抵退税逐月解决。我在政协参加讨论的时候，一位政协委员是企业家，他就告诉我，相比其他减税降费和投资等措施，退税效果来得最快、来得最好。跑个项目可能有很多周折，退税等于是给企业直接发现金、增加现金流，是及时雨。看来，说破千言万语，不如干成实事一桩，一定要把这项关键性措施落到位。

    减税降费是在做减法，但实质上也是加法，因为今天退，明天就是增，今天的减，明天就可能是加。去年新增纳税市场主体交的钱，超过了我们当年减税的钱，这是有账可查的。从2013年我们实施增值税改革以来，以减税为导向，累计减了8.7万亿元，当时我们的财政收入大概11万亿元，去年已经突破了20万亿元，增加了近一倍。因为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受益了，效益增加了。可谓水深鱼归、水多鱼多，这是涵养了税源，培育壮大了市场主体。

    刚才你说到地方财政收入遇到新的困难，我们注意到了。所以今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增幅是多年来少有的，增长18%，总规模达到9.8万亿元。退税主要是中央财政掏腰包，当然地方政府也得“凑份子”。我们退税的钱是直达企业，考虑到基层的困难，我们对基层的转移支付补助资金是直达市县以下基层。地方政府要当“铁公鸡”，不该花的钱一分钱也不能花，该给市场主体的钱一分都不能少，多一分那是添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