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从此，您把毕生精力倾付于中国的教育事业。

    学生时期，您曾参加“一二·九”运动，为思想解放高呼。1956年，为了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您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继续为中国思想解放奋斗。在这里您参加侯外庐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撰写等研究工作，还在工作之余翻译了帕斯卡尔的《思想录》、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作品。

    您的思想与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传达的自由思想相碰撞，您的这本译作也成为经典，让“公意”这一概念在中国学术界广为流传。

    1985年，清华恢复文科专业，您回到了清华园，还是讲授思想史。三五个研究生，一两个青年教师，围在您身边一起讨论。您也给本科生授课，与其说授课，还不如说是谈话和演讲。谈“中学”与“西学”、传统与近代化、“五四”与中国启蒙、共性与个性、关照与超越。这些谈话，都收在《文化漫谈》中，继续为世人诉说您的思想。

    您说：“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您将自己与社会紧密相连，是小我至大我的超越。

    1999年您出版了随笔集《苇草集》。书名来自帕斯卡尔的名言。您将自己比作有思想的苇草，这根苇草柔软又坚韧。如今，苇草之身已逝，但苇草之魂不倒。

黄宏嘉：“光纤”一生写岁月

    看电视、打电话、用电脑……如果没有光纤传输信号，我们就无法享受各种媒体设备带来的便利，无法看到、听到更广阔的世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您的贡献。

    您是国内研究光纤通信领域的先驱，发展了耦合波理论，提出了“超模式”概念，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根单模光纤，创新发明了宽带光纤“黄氏波片”。

    1944年，在西南联大就读的您弃笔从戎，踏上战场。抗战胜利后，远赴美国攻读。

    1949年，您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工学硕士学位，却毅然放弃了校方的挽留，冒着被国民党军舰袭击的危险，踏上了归国之路。

    归途坎坷，不忘初心。“我爱中国的整个，不仅爱她的美德，而且甚至也爱她的贫困和不幸。”您说。

    回国后，您迅速投身于新中国的微波与光纤事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科研奇迹。

    1964年，您呕心沥血的《微波原理》出版，成为我国第一本微波电子学专著，被国际研究界评价为一本“为中国人争气的书”。

    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与精密机械研究所任研究员后，您又发表了《从微波到光》，这是国内关于光纤可能用于通信的最早文献，为中国光纤研究应用到通信领域打下了理论基础。

    1979年，您担任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光纤研究实验室。为了加快“单模光纤技术”的研究，您带着团队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没有先进的计算机设备，遇到比较复杂的计算，只能按着计算器一点点儿地算。

    苦心人，天不负。您带着团队完成了400兆比特30.7公里的传输系统，这是国内最早的光纤通信系统，填补了我国在光纤通信领域中的空白，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经过两年的攻关，您与上海石英厂合作研制出我国第一根单模光纤。这种纤芯的单模纤维只有头发丝的十分之一粗细，能同时传送上百万路电话，比当时市内电话使用的同轴电话线大近万倍。

    “光纤通信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2000年，对记者的提问您这样回答：“说来也很简单，现在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如何把光纤光缆送到你我的家中。那时，我们坐在由光纤送来的电视、电话和计算机等多种信号跟前，才算是真正享受到多媒体给大家带来的福音。”

    您一生专注科研，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工作者，用实际行动实现了人生的目标与追求。

    您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过着简单而又充实的科研生活，把钻研学问和探求真理作为自己的终生爱好。

    “我一辈子所要追求的也许就是一点光。光和热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有了光才有了热，有了热我们才又感受到光的伟大。光和热就是这样在相互交叉，相互融合。”

    其实，您就是光和热，虽已逝去，却从未远离我们的生活。

陈清如：“矿”世情缘传英魂

    “做学问要顶天立地——顶天，就要站在国际前沿，瞄准世界一流；立地，就要结合行业和产业需求，解决我们国家的重大问题。”您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从业60余年，您坚持做“灰头土脸”的煤炭研究，但心中从未忘记祖国的“蓝天梦”。您发展出的“干法选煤”为世界煤炭高效清洁利用作出了突出贡献。

    长期以来，煤炭的分选以湿法为主，以水为介质，又称“洗煤”。而我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煤炭分布在西部干旱缺水地区，这意味着湿法选煤难以采用，迫切呼唤干法选煤技术的出现。

    为了解决这项世界性难题，您一头扎进了干法选煤技术的研究中去。当时中国的科研水平还很落后，想要成功，几近天方夜谭。“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就算外国人搞不成，我们也一定要搞成。”在攻坚克难的科研之路上，您始终没有放弃。

    1990年底，正当干法选煤的研究和开发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您却被诊断为肾癌。您跟校领导提了两条意见：“如果癌细胞还没有扩散，就尽快手术；如果癌细胞已经扩散，就立即出院，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左肾切除手术后20天，病情刚刚稳定，您就坚决要求出院。没休息几天，您又坐火车赶往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当时从徐州到七台河需要38个小时，中途还要转一次车。有人劝您坐飞机，您却说：“科研经费就这么多，能省一个就省一个。”

    1994年，世界上第一个空气重介质流化床干法选煤工业性试验系统调试成功，干法选煤的“天方夜谭”就此成为现实，您也因此收获了“干法选煤之父”的美誉。

    教书育人，也是您一直热爱的事业。您招学生与众不同，在50余名硕博研究生中，矿物加工专业的只有20位，其他则涵盖了数学、物理、机械、计算机、化工等各个专业。在您看来，多学科交叉的背景正是诞生创新与创意的沃土，而把不同学科分散的力量集聚在一起，也能发挥不同特长人才优势，形成强大的科研团队。

    治学严谨、要求严格，是您的另一大特点。对于学生来讲，求学的过程很苦。大到确定研究方向和学位论文选题，小到字句、标点符号，毕业答辩幻灯片的制作及时间控制，每个环节您都会严格把关。

    在您的指导下，一批批高层次的创新专业人才快速成长起来，在煤炭资源洁净加工利用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1998年起，您的学生赵跃民教授带领团队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继承并发展了空气重介质流化床干法选煤技术，提出了气固流态化分选理论，发明了新一代干法重介质流化床分选机，开发出模块式高效干法选煤工艺与装备。2009年，以赵跃民为首的科研团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并被评价为“代表了中国现今煤炭资源洁净加工利用领域最高的科研创新水平”。

    晚年，您还进一步提出了中国洁净煤的战略构想。从为科学研究踏遍矿山的不辞辛劳，到为培养学生的不停奔波，再到为洁净煤技术的不断探索，您的脚步从没有停下，为祖国的“蓝天梦”奋斗了终生。

陈文新：青山踏遍守初心

    在您之前，根瘤菌——这个深藏在土壤中，和豆类作物根系共生、可以固氮改良土壤的微生物，在中国罕为人晓；在您之后，中国根瘤菌研究已硕果累累。

    1954年，在您即将前往苏联学习时，毛泽东主席邀您去家里做客，给您讲了豆科植物固氮是通过根瘤菌把空气中的氮气变成肥料，他说，工业和农业都应该多利用空气。这是您关于根瘤菌的第一课，也是您确立初心的一课。

    自19世纪发现根瘤菌的固氮作用以来，人们知晓了根瘤菌能在许多豆科植物的根或茎上形成根瘤并固定空气中的氮气，为农田生态系统提供其所需的氮，并在极大程度上改良土壤结构。可是，根瘤菌和豆科植物有哪些共生关系，如何提高根瘤菌的固氮效率？您知道，有很多问题还有待研究。

    然而，与遗传学、基因工程等研究领域相比，根瘤菌在当时并不是热门，甚至是个既艰辛耗时又偏僻生冷的方向，可是您坚信，这“冷学问”里有“大名堂”。

    您的工作，是从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开始的。您曾说，“天山南北、五指山麓，只要有可供研究的素材，我就会去考察”。30多年来，作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您带领学生走遍了全国700多个县、市，采集的植物根瘤达到一万多份，发现了一批耐酸、耐碱、耐盐、耐高温的珍贵根瘤菌种质资源，为根瘤菌研究攒下了一份厚厚的“家底儿”。

    板凳要坐十年冷。1988年，经过8年枯燥、烦琐的实验，您发现了根瘤菌的一个新属——“中华根瘤菌属”，这是第一个由中国学者发现并命名的根瘤菌属。您还率领课题组在对2000株根瘤菌进行多相分类研究后，又相继描述并发表了另一个新属——“中慢生根瘤菌”和15个新种，占1984年以来国际上所发表根瘤菌属的1/2、种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