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丑小鸭中学的课程设置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詹大年：课程上我们分为3个板块，一是国家课程；二是校本课程，比如心理课、活动课、军事课；三是社团课程，我们有吉他等20多个社团课程，学生根据兴趣自由组织。学生每天的室外活动至少3小时，不知不觉成了治疗抑郁症的阳光疗法、运动疗法、群体疗法，治愈了很多孩子。

    我们每个班分配了3名文化课老师，分别教文科、理科、英语，“问题孩子”学习不好，主要问题出在师生关系上。这样分配，师生关系就简单得多。我们把课堂作为生命共同体和关系共同体，课堂上一般会用到3个“工具”：学习同伴、学习卡、互联网。课堂的三部曲包括：独立学习、同伴互动、全班分享。此外，我们在文化班级之外还分了混龄的生活班级，可以让老生带新生，让新生更快地融入集体。

    记者：与“问题孩子”相处，您有什么秘诀？

    詹大年：秘诀就是尊重他。问题很大的孩子真的不多，主要是沟通的问题，有些老师和家长没有看清楚人性的本质和孩子的生长规律，比如青春期的孩子谈恋爱没有什么不对，需要引导。有些孩子因为心理问题而去破坏规则，实际上还是心理问题的外化，不是道德品质的问题。

    记者：丑小鸭中学的学生大多来自城市“三高家庭”（高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在您看来原因是什么？

    詹大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很多人觉得“问题孩子”来自贫困家庭、留守家庭、离异家庭、低学历家庭。我办了这所学校之后才发现，绝大部分“问题孩子”都来自“三高家庭”。第一，高学历家庭的家长对学习的要求比较高，要求孩子一定要考上什么学校、达到什么分数。他们把自己以前学习的要求投射在孩子身上。现在的孩子学习追求的是个性和自由，在学习目的上与父辈不是一码事，其实比上一代人进步得多，但是我们看不到。第二，我也是最近几年才发现，学历高的人有很高的专业素养，但一些专业素养高的人可能有人格的缺失，科学家也不一定适合做父母嘛，有时候父母看不到这些。第三，收入高的家庭，管孩子的时间少。很多高学历的人受到的教育也是不完整的，可能造成认知的缺失，也可能造成人格的不完整。“三高家庭”的焦虑感反而比普通家庭高。

    记者：为什么说您的核心团队是您最大的力量，也是永远的愧疚？

    詹大年：从一个破旧的学校开始，我的核心团队一直在我身边不离不弃。我们对待孩子的方法、课程设置、班级设置都是大家在实践中慢慢干出来的，没有现成经验学习。我们的学校很小，各方面条件都不好，生活很苦很累，因为一直有学生在，学校11年没放过假，老师的待遇也没有特别大的改善。我当了30多年校长，最愧对的就是他们。如果我不是创校人，我可能也待不下去。他们可能是对生命的敬畏、对事业的追求、对我的信任，一晃十多年就这么过来了。

    记者：很多人都好奇如果没有了詹大年，丑小鸭中学还会有吗？

    詹大年：我没想过这个问题，讲实在的，努力做到无能为力为止。学校办了11年，没有套路、模式。对学生好一点，把每一个孩子当孩子看，这样持续地做下去，孩子们好了，学校就可以办下去了。再说，如果所有的教育者都能接纳孩子，哪来的“问题学生”呢？丑小鸭中学这样的学校本来就不需要。我现在就想“消灭”这所学校。我根本没打算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丑小鸭中学。只是，我想，假如学校哪天真的没了，孩子们想回来看看，他们去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