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北大博士考取城管”的新闻引发热议。北京市朝阳区公布了2022年公考拟录用人员名单，名单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拟录取人员学历在硕士以上，而且大多都来自名校，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外交学院等。其中，朝阳区某街道的城市管理执法岗的录用人员为一名北大博士。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我们推出本期“聚焦”，敬请关注。

看见“考公热”背后的理性考量

木亦

    这么高的学历，却去了那么“低”的岗位，而且还是专业要求不高的岗位，所学非所用，总是容易引发舆论争议。

    如何看待这种情况，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结论各异。有人认为，这些名校硕博士作为高层次专业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选择街道办，从事城管等基层管理类岗位，而不是从事更具创新性的工作，是人力资源的错配，是大材小用。如果这种情况普遍，甚至还可能影响国家高科技战略。也有人认为，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求稳心态比较普遍，追求进入体制内，是个人的职业选择自由，无可厚非。虽然教育经历出众，但是每个人的禀赋、兴趣各异，个人的选择应该被尊重。一个人，也许读了理工科的博士，但选择读博并不一定是为了学术追求，毕业后非让他进入科研院所进行科学研究也不一定能够产出重大成果，同样是种资源错配。

    评判这些观点，我们需要认同一些基本共识。

    职业无贵贱之分，有人在科研院所攻克“卡脖子”技术，有人在街道服务社会民生，岗位虽然不同，但都是个人价值的实现方式。

    高等教育的普及，高学历人才供给愈发充分。虽然对一些岗位来说，尖端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况将存在，但高学历人才供需总体形势正发生深刻变化，供不应求在向供过于求转变，硕博士学历的稀缺性确实在降低。一个开放的社会，也为每个人提供了愈加丰富、多元的选择，这必然会导致高学历人才的“低就”现象越来越普遍。这种状况也许不是最理想的，但却是个人选择、社会需求共同形塑的结果。

    从现实来看，学历越高、就业方向就越窄，专业对口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如果不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那么退而求其次选择专业要求较宽的基层管理岗位，获得一份体面而又稳定有保障的工作，就会成为一些人在就业形势严峻背景下的一种理性选择。这背后实际上是一双无形的大手在发挥作用。说到底，这些高学历人才的选择背后肯定有自己的理性考量。

    如果我们认同上述观点，那么在讨论这一话题时，也就更容易达成共识。个人的就业选择，是个人就业竞争力、就业志向、就业观念与态度以及大的就业环境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个体选择或许不符合公众和社会的期待，但作为非利益相关者，更多还是应该尊重这种多元选择。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被“高才低就”的表象所迷惑。比如，一些高学历者选择街道基层岗位，但并不意味着无法发挥所长。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办曾因为招录了一批名校硕博生而受到关注。但别忘了，该街道辖区内有华为、大疆、中兴等知名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值可能比一些省市高。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好区域内的企业，需要优秀人才，而优秀人才进入这样的环境也能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这其实也是一种人尽其才，而非人才浪费。

    更值得关注的是就业心态和就业选择背后的就业生态问题，即如何营造一个更良好的就业生态，引导毕业生们作出最大化平衡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选择。让爱冒险的人敢冒险，愿拼搏的人敢拼搏，想创新的人能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才是扭转社会就业偏好，破除求稳心态，提升国家的创新能力与创造力，使人人尽其才、社会充满活力的关键。（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为青年提供开阔的发展空间

梁昱娟

    这样的新闻并非首例。此前，“浙江理工大学硕士发Nature论文回家当公务员”“行星地质学博士报考社区干事”等新闻也曾登上热搜。这些新闻都反映了一个现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将公务员、事业编制作为职业选择，“考公热”“考编热”不断升温。近年来，公务员报考人数逐年增加。根据清华大学2021年发布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清华学子去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占比分别为15.8%、30.3%、23.8%，合计占比为69.9%，也就是说，约70%的清华毕业生选择进入体制内。

    从个体来看，毕业生的职业选择是个人自由，职业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很多人看来，城管工作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也不需要多少知识储备，北大博士去当城管，是人才的浪费。事实上，基层岗位在解决群众困难、规范城市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高学历人才的加入，有助于基层管理深化改革、基层治理现代化，对整个行业的提升大有裨益。但目前，体制内岗位成为高学历人才的主流选择，不仅容易导致人才错配，其背后的原因也值得深思，这一现象应当被社会重视。

    受当前经济形势影响，更多大学生倾向选择体制内岗位。近几年，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很大，而且这一负面影响在短期内也难以很快消除。疫情之下，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不少互联网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近年来出现的“996”“变相裁员”等现象，也让求职者看到了这些岗位高压、高风险的一面。相比之下，体制内的工作收入相对稳定，因此受到越来越多毕业生的青睐。

    然而，当一个社会中的高学历人才在就业中更多地将安全感作为首要考虑因素时，整个社会的活力与创新力可能会受到抑制。以往，考上名校、获取高学历，意味着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才华，在某一领域推动社会进步。而如今，当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在“考公”的赛道上严重内卷、为了一个基层岗位激烈竞争时，我们也需要反思和调整当下的人才培养方式、价值评价体系。比如，一些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存在的唯学历、唯名校倾向。又比如，科研岗位待遇不佳，生活工作压力大导致高学历人才转向他处。

    热衷“考公”“考编”的选择背后有生存的无奈，更有就业形势变化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政府应改善就业环境，鼓励创新创业，提升硬核科技行业的吸引力，解除青年科技人员后顾之忧，为青年人提供更加自由、开阔、多元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青春正好、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也应把目光看得更远。（作者系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