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目标。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大学的各种国际排名有了突破性提升，但也出现了盲目对标西方一流大学的倾向。中国到底需要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一流大学，现实中存在一定的认识偏差。

    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强调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指明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和原则。当前，如何理解、认识并建设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课题。

把握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的根本差异

    近现代大学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以法国巴黎大学为代表的大学模式形成后，经过英国大学的崛起、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办、美国赠地学院的辉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创建研究生院、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到二战后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西方的世界一流大学是随着高等教育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经过改革探索逐渐建设形成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一流大学是在与外部环境不断矛盾冲突中“生长”形成的，具有明显的内生性特征。这一形成过程决定了：西方一流大学长期积累了自己的大学文化，建构了独特的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

    后发现代化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主要是经由学习迁移借鉴形成的。欧美之外，最早学习建立近代大学体系的国家是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德国构建了完整的近代大学体系，并发展形成部分一流大学。大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是二战后完善起来的，其基本特征是以欧美尤其是美国大学为参照、政府强力主导、受到欧美学术文化的深刻影响，大学主要经由“创建”而非“生长”而来。

    中国近现代大学体系的形成过程也类似。清末废科举、兴新学，建立中国近代大学体系，虽然私立大学也曾发挥重要作用，但整体上高等教育体系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早期师从日本，后来学习德国，再到参照美国。新中国成立后，从全面参照学习苏联进行大学院系调整，再到现在的“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由政府主导的，这与欧美大学内生的演进方式有着很大不同。

    中国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积累，自西周时期开始就有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经历数千年的发展，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教育价值和文化，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教育所发挥的社会影响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教育已经深刻融入到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虽历经近代百年屈辱、正面遭遇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中国文化基因仍然稳定传承着，并全面影响着国人的思想与行为。

    中国近现代大学始终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从建立那天开始，中国近代大学就面临西方大学之“形”与中国文化之“神”的冲突。中国近代大学几乎都学习借鉴了西方大学运行的经验与方法，但绝大多数并没有收到同等的效果。

    美国高等教育学者布鲁贝克把高等教育哲学分为两种，一种以政治论为基础，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前者主要指大学的有用性，后者主要指大学发现知识、认识世界的意义和价值。中国近代大学的创办基于政治论哲学，其发展历程都是由政治论哲学主导的，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虽然一直被提倡，但始终没有处于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社会主义建设为根本目标和追求，自觉坚持党的领导，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身的历史使命和价值追求。正因如此，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具有与西方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并基于此构建体现中国历史文化特点的大学组织运行机制。

    既然移植西方一流大学的做法“水土不服”，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就应该构建自己独有的内部治理体系。中国社会的稳定治理基于党的全面领导、国民的自我角色约束、社会的共同愿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内部治理应该是党的领导与尊重学术专业相结合、适度竞争与专业自豪并重、家的温暖与国的责任相融合、坚持真理与国家民族忠诚统一的，是具有专业坚守的，也是充满人文关怀的，是激励个人奋斗的，更是具有牺牲精神和民族责任的。

西方一流大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时代挑战

    贯穿西方大学发展历程的主线，是大学的有用性和对自身核心精神的坚守。有用性使大学获得生存发展的基础，精神坚守使大学成为人类最为重要的文化传承地，两者的冲突与平衡造就了大学的辉煌。忽视有用性容易使大学陷入“高傲的穷困”，丧失精神坚守又可能使大学沦为普通的职业培训机构。历史证明，既注重精神追求又能产生有用结果，是大学发展最理想的状态。

    大学是以高深知识为运行基础的，其有两项基本活动：一是通过知识创造与分享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通过成熟学者与年轻人的交流互动、不同背景青年学子间的相互碰撞从而创新和分享知识；二是通过大学的规范体系促进学术专业社会化，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现代大学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大学是围绕高深知识组织起来的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两类活动，发挥着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种职能，直接为社会提供教育服务、公共知识、社会监督批判与精神引领、市场交换的知识产品四种社会产品。

    西方一流大学保存和传承人类文明、锤炼学生心智促成了大学早期的繁荣；教学与科研结合成为推动工业革命的重要力量，又促进了大学从象牙塔走向社会中心；大学在参与社会中发展壮大，二战后全面融入社会生产生活，成就了今天的辉煌。800多年来，大学形成了自己的精神体系，建立了自己的语言与文化符号，通过知识促进社会进步，这些是成就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历史经验。

    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全新的生存发展环境，科技进步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这样的时代，大学过往的经验面临必须继续“进化”的危机与挑战。

    知识传播分享的网络化，改变了传统大学教育的意义，大学的重点不再是帮人获得明确的知识，而是帮人获取属于默会知识的独立思考、科学方法、创新创造和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大学促进社会化的本质没有改变，但社会化的内容、途径、方法都有了很大不同，适应数字时代工作和生活的不确定性成为重点。

    大学的传统创新机制面临科技创新模式的挑战。基于兴趣与好奇、对真理的忠诚是传统大学知识创造的法宝，但在知识高度融入社会的今天，知识创造的成本已经大幅度提高，个体自由研究能够实现的部分越来越小，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逐渐模糊，巨额投入是支撑科创的重要条件，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大学知识创造的“象牙塔”精神与原则已经很难适应这样的新特点。从适应市场需要的角度看，大学科技创新的效率难以匹敌新兴科技公司，后者不仅更能适应市场，其组织模式也具有更高的效率。

    社会交往方式的改变冲击着大学的传统组织模式。随着学术交流的社群化、学术合作的网络化、产学合作的融合化，以一所大学为基础组织的团队与学术合作正在更多突破空间限制，转向基于网络的开放式的社群结构、跨区域的合作，大学面临组织变革的新需要。

    大学曾经的精神灯塔作用开始变得暗淡。社会去中心化的演进，削弱了大学引领社会精神的作用，大学在保存与传承文明中不再那么不可替代。

    进入21世纪，欧美传统一流大学的竞争力在下降，一些名校更多依赖历史积累的办学声望支撑其社会地位，具有巨大影响的各种大学排行更是维系这种结构的助攻。与此同时，一批新型大学正蓬勃发展、快速成长。

    新时代，大学面临又一次新的调整与变革，面临再次“进化”的现实需要。站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显然不能复制欧美经验，不应被约束在传统一流大学拥有完全话语权的评价标准中，更应该在适应时代中创造历史，创造一流大学的模式。事实上，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新的一流大学群的形成，都是在把握大学演进趋势、适应时代需要中通过创新大学组织模式完成的，今天仍然不会例外！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径与关键策略

    中国大学有着与西方大学不同的运行逻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能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中国近现代大学发展都是由政府主导的，今天的一流大学建设也是由政府主导的，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明确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把立德树人置于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位置，这是前提与基础。

    弘扬中华文化、运用中华智慧。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应当充分发挥中国智慧在创新知识、解决人类共同问题中的作用。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和而不同的包容哲学、合作共赢的竞争哲学等，在解决人类面临的未来问题中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应该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智慧支持和创新的灵感来源。

    增强中国自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是重复别人走过的老路。当前，必须遏制把西方理论和经验奉若神明的倾向，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开放包容、独立思考，抛弃将西方观点、视野作为唯一价值准则和研究视角的学术研究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