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年前的一个上午，我在大楼的908房间审稿，有一位老者来找我。出于对长辈的尊重，我赶忙站起来让座。老者坚定地说：“我喜欢站着说话。”

    “你是张圣华同志吧？”

    “我是。”

    “我是陶研会的方明。”

    天哪！他就是传说中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的会长方明老先生，听说都90高龄了，似乎不像啊。

    “我昨天刚刚在会上朗读了你的文章《我们是否抛弃了陶行知》。大家很认可这篇文章，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老先生站在我的工位前滔滔说起来。

    很显然，老先生有些焦虑。“让考试主导教育是错误的！”他摇着头说。他谈到一些违背教育规律的教育现象，无视陶行知几十年前的告诫；他谈到现在很多教育工作者竟然不知道陶行知其人，即使知道了，也但闻其名，不识其道；他谈到到各地考察，不少教育界的领导对陶行知没有研究，更谈不上推广宣传陶行知了。

    我也给老先生汇报了我们做的调查，当时市面上存在的少得可怜的陶行知著作，只有两千套《陶行知全集》和内部消化的《陶行知教育文集》。老先生当即问我：“圣华同志，你能不能编一本适合中小学老师读的陶行知读本？我支持你！”我汇报说，我们《读书周刊》正在举办“重读陶行知”活动。老先生击掌喊好。突然他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啊！快12点了。我走了。”说罢，扭头便走。转眼就说了近两个小时。

    我赶忙追出，企图留他吃饭，一阵小跑竟未追到他前面。他一溜风到了电梯口，回头说：“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年轻，要多为宣传传播陶行知的思想作贡献。”

    我郑重地点点头。

    方老先生那年89周岁了，我对他的步伐之敏捷大感惊讶。后来才知道，他老人家每天早睡早起，5点多就去玉渊潭公园快步走，常年不辍。

    方老是陶行知先生的学生，求学期间曾经接受过陶行知的资助。

    我深感责任重大，立刻找来《陶行知全集》，重重一大箱子，开始阅读。经过三个月的反复斟酌，终于选定篇目，送方老审核。方老阅后大为肯定：“就这么定！”我说：“我人微言轻，还请您署名指导。”老先生欣然同意。

    这就是在全国掀起研读陶行知热潮的《陶行知教育名篇》的产生过程。

    本书一面世，反复加印，很受广大教育工作者尤其是老师们的热烈欢迎，很多学校人手一册，网上讨论陶行知的文章明显多了。我的那篇文章《我们是否抛弃了陶行知》也因此流传更广，引起老师们的共鸣——做老师，就要研读陶行知。

    此后有一天与李希贵老师一起喝茶。我们在清华大学附近的茶馆里讨论陶行知，李老师说，这本《陶行知教育名篇》编得好，如果没有它，陶先生的思想无法传入普通教师。为了流传更广，建议编一本更薄的，篇目少一点儿的，适合老师装在包里，带来带去方便。我非常赞成，反复精选篇目，编成了《陶行知名篇精选（教师版）》，出版后也很受欢迎。

    这样，前后两个版本，带动了全国的陶行知热，一些出版社也跟进出版了一批陶行知读本，共同推进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宣传和传播。

    现在，研读陶行知的热潮方兴未艾，陶行知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已在神州教师群体中扎根生长。尽管《陶行知教育名篇》一直热销，但相对于千万级的教师群体，本书的销售量还是显得弱势，为了有更多的人深入研读陶行知，我们又推出这本珍藏版，使之成为广大教师的手边常备，以期陶行知教育思想真正落地到教育实践当中。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非常契合现在的教育改革。他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苦心培育中国现代教育精神，对教育规律孜孜以求，弯下身来亲近大地、改造现实，为中国留下了光芒万丈的教育财富。在中国做一位教育工作者，不读陶行知，确实是有问题的。

    陶行知的思想广布于神州，方老先生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

    （本文为《陶行知教育名篇》序言，作者系常务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