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清明假期结束，我与父亲告别后回到济南，没有料到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我自八岁起跟随父亲去他任教的学校读书，那年四十二岁的他还不会骑自行车，我们爷儿俩总是沿着沟渠阔步疾行，碧草萋萋，天高地迥。现在想来也不过三四公里的路，那时却感觉特别长，杂识丰富的他边走边和我闲侃各路逸闻掌故。

    父亲刚去世那几天，爱人数次安慰我：“老人家一辈子挺不容易，但是走的时候没有痛苦，也是天意。”

    父亲一生确实不易，幼年失怙，工作颇多坎坷，智商极高而无处施展，平生光耀大约都在读书时段用尽了。父亲曾不无骄傲地告诉儿女们，那时文理不分科，所以他本想报考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在班主任劝告下改报山大物理系。他经常对我讲述他的母校多么辉煌，其实他不过是母校最不辉煌的校友，在他如数家珍的讲述中，现实中沉到底层的他内心藏着难以言说的心酸苦楚——年幼的我哪里能品出？父亲虽然学物理出身，但动手能力不强，连灯泡都不大敢换，所以我的手脚笨有渊源，而智商远不及他。

    即将升入大三时，他因病休学。病愈之后，自然应该复学。他读初中时的校长正在筹建一所中学，也就是现在的沾化一中。在老师的建议下，他没有选择复学，而是做了一名中学老师，这次选择也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四年之后，清理社会招聘“闲散人员”，他因为不是从学校分配而来，不幸列入其中，工作丢了，被迁回农村，成为一个纯粹的农民。父亲去世的第二天，大姐提起父亲早年的照片，看上去很儒雅，极帅气——照片找不到了，我想也许那才是父亲心中他自己应有的样貌。

    跌落到尘土中，父亲彻底失望了。中间有多次出来工作的机会，他都拒绝了。一直到三十八岁时，才重新走上讲台。然而他的心气心力都下降了，开始吸劣质烟，嗜酒，而量不大，饮少辄醉。印象里他经常和一位青岛籍的医生叔叔一起喝酒，医生是老五届，分配到基层，正在闹离婚，妻子不让他见儿子，所以他喜欢逗我玩儿。父亲后来和校长处得不愉快，自己请求从县一中到一所小学任教。多年后我在县一中（原二中）任教时，遇到那位校长，一个小老头，笑眯眯地对我说：“当年是我把你爸爸调到一中的。”我也礼貌地狡猾地报之以“呵呵”，因为这些问题原本没有绝对的对错是非，究竟怪谁呢？岁月无敌，谁也别怪。有人觉得父亲教小学可惜，又把他调到一所乡镇初中任教。从小学二年级我就随着他读书，一直跟到初中毕业，整整七年。某年，一直教物理、数学的他觉得学校安排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实在不堪，就申请教了我们一年语文。

    父亲的工作生涯就这样消磨了。那时他几乎没有主动选择的可能性；即使有，因为没有人指点，自己感性，性格偏弱，所以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逝了。他教小学那两年，适逢恢复高考，他教高中时的老学生纷纷到小学找他讨教，晚上时常挤满村小逼仄的办公室。有时我半夜醒来，睡眼蒙眬中，还看到他不厌其烦地讲解。他某次参加县里的备课会，主讲的教研室副主任是当地的数学大王，是他当年的学生。老学生首先对台下老师说，今天我老师也在这里，如果我讲不明白，请向我老师请教。然后恭送他回宿舍休息。然而他又能做什么呢？他内心滋味如何？我以前很少想，也没有和他交流，现在想想我这个做儿子的从来没有仔细体察过父亲内心的甘苦。我读二年级时，他买了一本类似“趣味数学”的课外书，找出一道题，说数学大师高斯有一种简捷的算法，然后开始测试我。然而他失望了，他的儿子不是高斯。

    父亲和岳父都做了一辈子老师，他们的学生有一些在当地是“人物”，当然更多的是普通人，他们和学生的关系都是那么淳朴、简单、原生态、不假雕琢，令已经做了三十多年教师的我极为羡慕。有一段时间，县里一、二中的校长都是父亲的学生；一次我去县一中，两位副校长也都是他的学生。我和校长师兄开玩笑说，那时你班主任叫你到我家吃饭，还喝酒，明显违纪。师兄说，我们还给你家干过农活呢。言罢，一起纵声大笑。和父亲告别时，师兄来得很晚。妻子说，他走得很慢，多次停步凝视自己的老师，忍不住抽泣……还有几位八十岁左右的老学生也特地赶来，白发苍苍，一起躬身与他们的老师道别。

    父亲年轻时有不少朋友。他喜欢给别人帮忙，能力不逮也帮人家跑跑腿。他的一位老同学本来仕途看好，不料突然患病，从此不如意。父亲读大学时，没有路费，同学拿出一个月的工资赠他。父亲记了一辈子，但是友情从来无须偿还。他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也是远亲，我们称呼三叔，是国内半导体研究的权威，参与过共和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究。他们友谊甚笃，胜过兄弟。三叔因为从事尖端研究，父母去世时，都没有回来，父亲为此忙前忙后，不敢懈怠。那年初，三叔辞世，三婶专门转达信息。本来说好瞒着父亲，不知道怎么被他知道了，老人家放声大哭，情绪无法控制，完全像个孩子，从那时郁郁寡欢，一直到去世。

    父亲喜欢听京剧，老家在旧县城，所以他自小就开始听。上大学时在青岛，看过梅兰芳、荀慧生、杨宝森诸大师暮年的现场演出。当时言菊朋的公子言少朋、儿媳张少楼在青岛京剧团，所以他多次看过他们的演出。他很早就告诉我，言少朋本是马连良的高徒，宗马派，后来言派式微，在马少波劝告下，改唱言派。我小时候耳音好，听收音机凭音色辨识各路名家十拿九稳。父亲常在他的酒友面前显摆，长辈们喝酒时也常逗我猜“角儿”，八九岁的我不高兴时常常不捧场。读师范后，因为没有升学压力，我开始囫囵吞枣遍读鲁迅，受其影响，叛逆年龄的我开始批判京剧的正统气、宫廷气、腐朽气。父亲和我谈京剧，我就开始抢白他。步入中年后，也会为父亲买京剧方面的书籍，齐如山、包缉庭、丁秉鐩、吴小如、翁偶虹、欧阳中石诸先生的书都买过，父亲视若至宝，时时研读。他最爱马派艺术，马先生的优点、缺点在他那里都是优点。我自认为比父亲高明，有时反驳他，他也从不介意，依旧是马派铁粉。母亲常说，我最像父亲，在一起净说“没用的”。其实父亲对京剧的挚爱，是他在匮乏年代保留的一块精神自留地，终其一生，他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

    父亲去世后，我找出马连良的一本传记和父亲的一些衣物一起焚化。马先生《借东风》里唱：“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一缕风起，但愿国剧的博大精深、活色生香能让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不孤苦。

    和父亲最后告别，司仪让儿女们为父亲祈祷。泪眼婆娑中，我只祈愿，父亲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像他自己所希望的样子活着。

    （作者系济南外国语学校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