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成立以来，每隔约25年发布一份关于教育的全球报告。前两份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和《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为促进实现人人享有受教育权、推动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教育工作者学习和研究国际教育理念的基本文献。

    站在第三个25年的历史节点，世界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社会生活和教育秩序被严重干扰，环境问题、民主倒退、排斥对立和劳动市场的挑战愈加突显。阴云笼罩之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新的报告《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以下简称“‘教育的未来’报告”），号召全球团结，通过教育变革重塑理想的未来社会，展示了该组织通过教育、科学及文化促进人类和平发展的责任担当。

    “教育的未来”报告瞄准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把教育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石。在教育观念上，该报告延续并拓展了2015年《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提出的“教育和知识是全球共同利益”的思想，强调应确保每个人终身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面向全社会强化教育是公共事业和共同利益的理念，鼓励全球团结和国家间合作，通过教育的深刻变革，塑造真正和平、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教育科学出版社承办的“教育的未来”报告中文版发布暨高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11名中外专家围绕“共同构想教育的未来：全球进程与中国贡献”这一主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研讨。

    在危机中重审教育价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未来教育与创新司司长索比·塔维尔首先对报告编写过程做了综合介绍，他指出，“教育的未来”报告的主旨，是在人类共同面临诸多全球性挑战的背景之下，重新思考教育和学习的目的，重新审视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疫情发生以来，全球教育遭遇严峻危机，10%的儿童没有上小学，15%的少年没有接受初中教育，教育质量和教育财政投入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倒退。他重申教育是一项公共事业和共同责任，希望“教育的未来”报告的理念广泛传播，触及更多教育界人士，进一步引领各方讨论，激发创新之举，塑造更好的未来。

    “教育的未来”的英文表达是“Futures of Education”，其中的“未来”是复数形式。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这表示该报告并非旨在为未来擘画唯一蓝图，而是充分尊重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文化传统与发展路径的独特性，欢迎教育相关各方积极投入开放讨论，加强共同的持续全球对话。

    “教育的未来”国际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赞赏报告对文化多样性的强调。他特别重视发展中国家参与构建教育未来的道路选择，并且指出，20世纪下半叶亚洲新兴国家的实践表明，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为参照往往事与愿违，我们应当承认不同国家在教育内容、方法和重点领域等方面的多样性，人类一定可以经由各个国家形式丰富多样的努力，建设一个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宇认为，应该辩证地思考教育未来的“多”和“一”，在探讨多样性的时候，也要看到人类共同的挑战、共同的问题、共同的价值。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谢维和认为，疫情深刻影响下的全球危机警示我们，过去试图通过知识去奴役、统治、驾驭和控制这个世界的想法应该改变，人类应该建设一种新的价值观，让教育成为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和谐的中介。

    从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角度出发，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教授提出，这份报告最大的亮点就是使教育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维护地球生态文明。他倡导把碳中和理念融入教育内容，加速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认知和行动，保护我们唯一的地球，守卫我们的共同家园。

    “教育的未来”报告呼吁全球团结合作，而合作的基础是达成价值共识。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前任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提出，在新的时代挑战面前，教育改革应当坚持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抵御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单纯的技术主义等对教育的侵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崔保师指出，面向未来，我们应当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高维度，思考教育肩负的职责使命，在未来教育的价值追求等方面达成广泛共识。广大教育科研人员、一线教师应当通过研究和创新，努力将共同价值的丰富内涵转化为教育教学的具体实践，印刻在每一个学生的心灵当中。

    缔结契约的关键在于行动

    周作宇教授提出，“未来”是一个复杂、开放的时空系统，是基于人类活动的时空构造，人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只有真正把未来作为我们可以改变的一种状态，讨论未来才有意义和价值。回顾50年前《学会生存》中的很多思想，我们还没有完全消化，终身学习、学习化社会等仍然是要继续追求的目标。历史启示我们、警醒我们，只有将契约付诸行动，才能真正改变我们的方向，抵达我们希望去的地方。

    龚克教授认为，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转型交织重叠是教育变革的时代背景。教育在这样的双重转型中要把握好几个关系：首先是工具和目的的关系，要防止以数字化的工具为中心进行改革；其次是“学”和“习”的关系，要突破传统课堂的局限，手脑结合发展智育，增强体育和劳动教育；最后是“通”和“专”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知识与能力，和数字化的知识、思维与方法，要深入所有的课程，贯串教育全过程。总之，要重新构建未来世界所需要的知识能力结构，以及培养这种知识能力结构所需要的教学方法、课程体系，重新定义教师、学校和社会的角色。学校应该在保障人权、可持续发展和碳中和方面成为典范，成为一个合作、关怀和改变的平台，成为践行人类共同价值的首善之地，因此，应该将改造我们的学校作为深化教育改革、达成新的社会契约的重点之一。

    北京第一实验学校校长李希贵分享了学校课程改革创新的经验，他将这一改革过程称作“回到内动力”。所谓“回到内动力”，是指通过项目式学习的精心设计，让整个学习过程“有意思、有意义、有可能”，激发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内在动力，促进他们的合作，发展他们的潜能。李希贵认为，合作和团结绝对不是靠一系列的过度竞争所培育的，我们必须变革学校，使我们培养的孩子具有合作和团结的品格，以应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朱永新教授关注到学校教育对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引领作用，聚焦碳中和教育提出了三个建议。第一，要完善节约资源和绿色低碳的学校教育，把绿色生活的理念纳入课程体系，持续加强绿色学校建设，完善绿色学校的标准化管理。第二，发挥学校教育对家庭和社会的带动作用。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第三，开展绿色低碳全民教育，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引领公众正确认识低碳生活。

    中国对全球教育变革的贡献

    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教育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教育总体水平已经迈进了世界中上行列，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达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作为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中国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办教育，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全球教育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优秀范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主任张民选结合历史回顾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以来，除了《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当时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每一份重要的教育报告都有中国学者参加编写，因此中国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发展研究的积极参与者和愿景勾画者。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也为我国的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政策参考，比如，国内生产总值的4%应该投入教育，政府支出的15%应该用于公共教育，应该提高教师的地位，保障女童教育，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促进全民教育，推动终身学习，都成为我国教育方针、政策法规的重要内容，并且在中国进行了因地制宜的实施。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政府和人民也力所能及地承担起履行联合国各项议程的责任，成为实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伟大愿景和全球教育发展的贡献者和行动者。

    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辛涛认为，新世纪以来，围绕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世界各国最具标志性的努力是对核心素养的提炼。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是在飞速变革的时代中，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对未来建设者应该具有的特征的凝练。这一核心素养框架的形成，体现了多方参与、协同研究的优势。辛涛还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把各级政府和社会作为评价的主体。这一重要的中国经验告诉世界，我们在运用评价推动未来教育契约达成的过程中，如何引导和激励各级政府发挥作用，把教育履职作为其行政履职重要的方面，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分享了其科研团队近期发表的两项令人振奋的研究结果。一是中国特色的财政制度创新——生源地助学贷款。到2021年，助学贷款已经占我国普通高等教育资助资金的30%，仅次于财政投入。中国的生源地助学贷款由学生和家长作为共同借款人，政府通过政策性银行承担本金，贷款的发放和回收强烈依靠社区，管理机制充分利用了最新的信息技术。这一整套制度有效保障了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稳步提升，对提高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契约型制度设计。二是在基础教育领域，2019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发现，我国基础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累进性”显著。这说明在我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共同发力，与精准扶贫政策的积极效应叠加，提高了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生均财政补助支出，有力促进了教育公平。她在总结时说，教育财政保障教育改革发展的经验是中国教育改革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全球关注与进一步学术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