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开展有组织科研，如何认识有组织科研，如何组织有组织科研？我们需要立足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结合知识转型，从高校使命转变、科研成果产出和科研组织变革等方面来认识。

    “四个服务”应成为高校科研的使命和责任

    在现代大学产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高校一直被认为是承担学术使命的学术机构。即使开始履行社会服务职能后，高校也只是将教学、科研的成果直接应用于社会，并没有因为社会服务的需要而改变教学、科研的目的和形态，社会服务被视为高校履行主要职能所衍生出来的“副产品”。

    然而，随着知识转型和知识经济、知识社会的崛起，人类社会进入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身处创新第一动力和人才第一资源交汇点的高校，已经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引擎”。诚如美国学者埃茨科威兹所言，高校已成为“实现社会核心目标”“其他机构要依靠它来完成各自使命”的社会“主要机构”之一。

    创新驱动发展时代也是高校转型发展的时代，高校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因变量转变成为自变量，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服务国家和社会的使命、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对创新驱动发展时代高校职能的准确判断，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高校办学方向的准确定位。

    当前，高校应当根据“四个服务”的需要去改造传统的教学、科研职能，重构教学、科研的目的和形态，使之能更好地满足“四个服务”的需要。可以说，这是和过去高校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根本区别。

    今天的高校，不管是应用型，还是研究型，都要履行“四个服务”的使命。研究型和应用型的分类，只反映高校在服务面向、服务重点、服务方式、服务内容上的差别，其服务使命、责任是相同的。

    具体到高校科研来说，“四个服务”理应成为所有高校科研的使命、责任，高校应把“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要作为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在服务使命的感召下，高校不仅要将自由探索的科研成果应用于社会，更要按照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方向来有目的、有导向地组织科研，按照有利于产出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成果的方式，来改造传统的科学研究范式和科研组织范式，从而构建有利于履行服务使命的有组织科研新形态。

    可以说，“四个服务”是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的根本动因，开展有组织科研是高校科研履行“四个服务”使命的必然要求。

    今天的重大研究许多都是大规模有组织的科研

    自柏林大学建立以来，现代大学的研究一直被认为是完全自由的学术探索，是学术共同体甚至是学者个人决定主宰的事务。学者研究什么、以什么方式研究都是从个人的学术兴趣出发。

    进入创新驱动发展时代，伴随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科学研究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方面，科研问题和任务越来越复杂，需要跨学科、跨部门组织力量，需要协调几百人甚至几千人集体攻关。同时，大规模的复杂研究需要的经费越来越多，学者个人、学术共同体和学术界越来越依靠政府和社会作为主要经费来源。

    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创新展现出巨大能量，特别是当科技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础、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政府和社会也越来越倚重科技创新。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社会的力量特别是作为公众利益代表的政府，越来越深地介入到科学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开始规划科学的发展，引导甚至决定科学发展的方向，即从“资助”科学向“管理”科学转变。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科技政策”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和一套行政管理实践在国内外迅速繁荣起来。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科研越来越不只是学者个人的科研，越来越关乎公众、社会和国家利益，从而越来越成为政府和社会的科研，越来越需要从外部进行强有力的组织协调。

    有组织科研是科学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变，是进入创新驱动发展时代适应知识生产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从现实来看，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今天的重大研究都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科研，重大科研成果都是有组织科研的结果。这些重大成果契合国家战略，服务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是政府和高校行政力量规划引导、组织协调多方面攻关的结果，是自由的学术逻辑和服务导向的政治逻辑、经济逻辑融合运行的结果。

    因此，广大高校尤其是“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履行“四个服务”使命，就应加强对一流学科和科学研究的组织领导，要紧盯国家战略、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着眼学术研究前沿和学科传统优势，围绕“四个面向”组织大任务，根据任务需要建设大平台，依托大平台组建大团队，增强研究的合力、动力和定力，积极推动有组织的科研。

    当前的高水平科研机构很多都具有“四跨一导向”的特征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同理，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新知识，也就决定了科研机构的不同组织方式和形态。众所周知，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知识生产方式转变，即从知识生产模式1向模式2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知识生产的价值取向从“求真”转向“求用”，从单一学科的框架转向应用、跨学科的语境，从自由的学术探索转向有组织的问题解决。高校逐渐失去了对知识生产的垄断地位，社会很多机构特别是企业亦已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主体，知识生产、科技创新越来越呈现出高校、企业、政府和更多其他主体相互纠缠的“三螺旋”“四螺旋”甚至“五螺旋”新生态。

    科学研究范式转变必然带来科研组织范式转变，知识生产方式转变不断催生国内外科研组织的形态创新。当前，高水平的研究机构，不管是传统的科研机构，还是新型研发机构，越发拥有一个共同且鲜明的特征——“四跨一导向”。

    “一导向”就是问题导向。研究机构是针对具体、重大的现实或理论问题，依托问题、建立在问题之上，并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一导向”表明了研究机构具有明确的服务指向，具有服务外部社会明确目标的有组织性。实际上，很多研究机构都是直接以问题来命名的，同时这些问题均是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特别重大复杂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四跨”指跨学科、跨学校、跨界别（高校界、科研界、政界、企业界等）和跨国。“四跨”是从学术视野、力量构成和关系网络的角度来审视，指研究机构不是局限于单一高校的单一学科，而是跨越多个学科，从多所高校和多个界别中组织研究力量，以及与其他国家同行共同进行实质性科研合作。如瑞典理工学院的“流体中心”，共有43个合作组织，包括25所瑞典本国和国际高校、8个国家实验室、10个行业合作伙伴。

    显然，“四跨一导向”是开展大规模有组织科研的必然要求，是进入创新驱动发展时代、适应科学研究范式转变的科研组织范式的重要创新。

    在我国“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针对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开展有组织科研，打造高水平科研平台，就应当坚持明确的问题导向和服务指向，告别“单兵作战”，以最大视野、尽最大可能、在最大范围内组织融汇世界一流的研究力量，开展世界一流的研究，产出世界一流的成果。

    （作者系江西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副厅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