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柳袁照 商伟

    最近，不少人文学者呼吁，由于网络语言的侵袭，近年来国人的语言能力退化严重。诗人西川甚至发问：中国人已经丧失书写能力了吗？

    五四运动之后，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从写作层面看，文言文逐渐成了一个几乎不再更新的宝库。但是，纯口语化的写作也带来干瘪、乏味、苍白的问题。鲁迅这样的白话文写作健将，文章之所以好，跟深厚的古文根底是密不可分的。历史学家傅斯年说过，现代汉语写作仍是一项没有完成的试验，希望在明清白话、古文和现代翻译体的基础上，去探索新的汉语写作风格。

    2016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商伟接受活字文化邀约，为“给孩子”系列编注了一册《给孩子的古文》，近日，该书推出插图版，借新版上市之机，出版方邀请语文特级教师、苏州十中原校长柳袁照（以下简称“柳”），与商伟（以下简称“商”）教授就古文阅读与当下的语文学习问题进行对谈。

    现代人为什么要学古文

    柳：我们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写文言文了，那么仅就写作而言，学习古文的意义何在呢？您怎么看待高考作文这种写作和非功利化的、个人化的写作？

    商：写作本身包括了功利性写作和非功利性写作两大类，既有创造性的或自娱自乐的写作，也包括功利性的写作，如高考作文。阅读古文对这两类写作都大有助益。

    从非功利的写作来讲，我觉得我们的散文，应该真的要写得“散”一点才好，太刻意、太紧张了都不行。随笔也要写得更随意一些，否则，为什么叫随笔呢？但要写得放松和随意，其实并不容易。在《给孩子的古文》中，我选了袁中道的两封短信，因为他写得很率意，写完了又像是未完成，让你觉得是即兴表达。

    有的书法家写字喜欢用长锋笔，因为笔锋很长，写起来不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所以经常会在运笔的过程中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特殊效果。这是艺术，不是工匠能达到的。非功利的散文写作也应该这样。还是需要更放松一点，而不是施加更多的控制。控制得太多，写出来的就只能是“印刷体”，写不出灵光乍现的精彩文字。

    至于功利性写作，我们首先会想到八股取士，是高度程式化的写作，因为不程式化就难免见仁见智，不容易作出相对客观的评判。事实上，只要跟入学申请有关的写作，都会有套路之嫌。吴敬梓写《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深恶痛绝。但他似乎并不否认八股文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尽管能否做到，还要看试官是否用心尽职。周进考中进士后，钦点广东学道，在考场上见到了衣衫褴褛的范进。周进看他可怜巴巴的，54岁了，但文章却写得如此不通，对他大不以为然。可是读了三遍之后，竟然读出了一点意思，最后不无夸张地称之为“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同时感慨道：“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

    美国的大学录取也需要写申请书，这类文章也是有“公式”的，尽管程式化的程度未必很高。另外，也会有人建议说，申请书中多引用一些名家的话，以显示你的博学睿智。可是这样的做法可一不可再，大家都这样写就失效了。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心知肚明，你其实并没有读过那么多原著，不知是从哪里抄来的，或者出自什么名人名言录。所以这里面确实有一个问题，标准化的作文考试，肯定免不了套路，但是套路太过明显，或者千篇一律，也未必就能讨好。当然，归根结底，真正的问题还在于：怎样通过考试来检验一个人的语文能力与写作水平？高考作文究竟如何出题，又怎样评分才公平？

    我在别处曾经说过，采用考试的方式来衡量学生的语文能力与作文水平，首先需要意识到这一方式既有其必要性，又有其局限性。也就是说，应该时刻扪心自问：语文和作文的哪些方面是可以通过考试来作出判断的？然后，以此为依据来出题和评分。

    柳：我看到《给孩子的古文》中您选了《岳阳楼记》，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是最被我们称道的，语文老师经常称赞它的立意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但是到今天，浮泛的写景+文末的主题升华，似乎成了一个模板。现在国内有很多的语文老师教孩子写作文，就是拿前几年的满分高考作文指导孩子。教育部每年颁布的高考说明中，对高考作文有四个要求：一要写得深刻，二要写得丰富，三要有文采，四要有创新——达到这四个要求，就可以认为是好的高考作文。我也去过几次美国，美国中小学也有两种训练写作的方法，一种是训练你的思维，还有一种就是规范的写作。我指导孩子写高考作文，是和指导孩子们读“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结合在一起来探索的，到古人优秀的散文中去汲取养料。比如说，学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你要去解剖它的布局谋篇、它的立意、它的表达、它的创新之处，从这里去吸收养料。不知您对中国的高考作文有什么思考？

    商：我也在想，究竟什么样的古文可以供我们今天的写作来模仿。从《岳阳楼记》，我们今天的读者能学到什么呢？从作文的角度来看，又会有哪些收获？我只想说一点，那就是范仲淹最后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议论时，他实际上实现了一次主题和结构上的反转与超越。如果没有一个思想上的更高境界，也缺乏足够强大的魄力和笔力，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这一点的。严格说来，范仲淹描写“巴陵胜状”的那两段，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写景，而是虚设之词，因此以“若夫”和“至若”分别引出“淫雨霏霏”和“春和景明”两个相互对比的想象之景。而虚设的风景引出了与之呼应的心情，这就印证了中国文论中常见的兴发感动和情景交融的主客体关系，也就是所谓“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对应关系。这是一个固定的板套关系，在这一对关系中，人与物、情与景具有了内在的同一性，并在彼此互动的过程中相互影响。

    但范仲淹写到这里，却并不是为了再次印证古典文论中的经典命题，而是通过对它的否定，来实现一次结构上的翻转和思想上的升华，也就是通过自我的内在超越，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行文至此，外界的阴晴变幻和个人的成败荣辱，全都可以放下了，也全都无关紧要了。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内在超越，走的是儒家思想路线，而不是凭借佛家或道家的资源。就文章的结构而言，他也展示了足以与他的思想相匹配的笔力。这是范仲淹的成功之处，因为写到篇末，人与物、情与景的关系都似乎再一次得到了确认，文章的思路也已成定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翻转不成，就可能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他的这一写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写作仍然具有启发性。但想要真正做到，也并非易事。

    不要以为靠口语就能写出好的白话文

    柳：这本《给孩子的古文》应该怎样读？我们读古文，应该是以分析为主，还是以诵读为主？有一种说法是在孩子记忆力很强的时候，让他熟读、背诵、倒背如流；也有人主张以欣赏、分析来带动孩子阅读。我是比较主张读写结合的，您怎么看？

    商：读古文，我说主要是阅读训练，但如果能跟写作结合起来，与学生的自我表达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动力。因此，即便是阅读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把自己变成写作者，获得一个主动的身份。从写作者的身份和角度出发，你可能会读到不大一样的古文。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我曾经也讲过这个话题，那就是现代汉语仍然是一个不太成熟的书面语，它的历史相对来说比较短。原来有白话小说，但往往是文白相间的，谁能说《三国演义》是白话小说呢？它至少是半文半白，仔细读下来，你甚至可以说它更接近文言，而不是更接近白话。傅斯年先生曾经说，不要以为靠口语，就能写出好的白话文。不信的话，你自己回家拿录音机录一录你说的话，然后一字不变地写下来，你就会发现口语本身是不足以成就文学语言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从文言文、古汉语里面汲取养分，甚至要向翻译体学习。

    现代汉语还是一个处于成长中的书面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言文非常重要。比如《帝京景物略》，几乎是按照写诗的办法写散文，我在导读里也特别讲到了这一点。它的作者受到了钟惺、谭元春的影响，写起散文来，也提炼字句，并且经常把名词当动词、当副词来用。古文的风格是非常多样的，不同文体和不同时代之间的差别也很大。为我们发展现代汉语写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

    古文阅读是怎样影响我们写作的？

    柳：具体说到写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古文的阅读，是怎么样影响我们写作的？

    商：一方面就像苏轼所说的那样，应该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像流水那样，自然成文，姿态横生。用庄子的话说，就是“天籁”，不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但是，文章还要另一面，那就是讲究章法，尤其是在古典文学的传统里面，因为古典主义是讲法则的。如果你能够很好地驾驭这些规则，而不是被它们所束缚，你就会如虎添翼。拿滑冰打比方，你还没学会滑冰的时候，冰刀就是一个障碍。一旦会滑了，冰刀就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可以让你飞翔起来。

    从前流传下来的诗文名篇，有不少是命题写作的产物。作者在规定的情境中，甚至在有限的时间内，就着给定的题目当场写作。这与高考作文不无相似之处，而从事这样的写作时，你不能不做出妥协，而这些妥协不一定都只有负面的意义。它会锻炼你的敏捷思路，学会在任何场合下写作。而这本身也构成了一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