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程猛和安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政策的实施中，也有一些孩子“不适应”，甚至退学，这显示出政策意图与教育实践的隐含张力。

    “这部分进入重点大学、重点高中的‘幸运儿’仍是少数，而教师可能意识不到他们在心理上和学业上的困难，没有及时干预，政策的成效打了折扣。”安超认为，支持性政策的实施，无论在高中还是在大学，要真正走进农村孩子的内心，这需要真正懂学生的老师、懂学校的校长和有人情味的管理者，能够帮助他们应对城乡文化冲击、应对教育的压力。

    在田野调查中，程猛也接触过这样的个例，作为小镇有名的“读书的料”，不负众望进入名牌大学，因为对专业不感兴趣、缺乏规划，四年下来却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自己非常失望，父母也非常失望，整个人的精神世界都面临着崩溃”。

    对此，赵章靖认为，在落实专项计划的同时，还应该注重配套措施的完善。乡村学生更需要文化帮扶，具体来说就是要帮助农村孩子学会更好地待人接物、与人相处，心理健康、平衡，不再因贫穷而自卑。“这需要春风化雨到每个乡村孩子个体，让他们更加阳光、积极、乐观、自信，并做到久久为功。”赵章靖说。

    乡村振兴背景下，该如何支持乡村教育发展

    近年来，不少县域普通高中出现了优质生源和师资流失问题，办学质量一路下滑，呼吁重塑“县中辉煌”的声音不绝于耳。2021年底，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了《“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出台了加强普通高中招生管理、健全教师补充激励机制、实施县中托管帮扶工程等多项利好举措，以促进县中与城区普通高中协调发展，加快缩小教育差距。

    在程猛看来，县中振兴，重要的不仅是让多少比例乡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还应该与乡村振兴、中小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连接在一起，提升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真正实现无论在城还是在乡，都有机会充分发展。如果乡村的孩子不管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能寻找到就业机会，从事有价值、有尊严的工作，有比较丰富的文化生活和公共支持，那么“跳出农门”“跳龙门”就不是唯一的那条路，乡村教育的内卷或焦虑就不会那么强烈。

    安超则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进县中振兴，不是要办多少超级中学，而是应考虑办一些适应乡土的“小而美”的学校，这也不能只靠政府来做。

    “政策应该有一些想象力。”安超说，依靠政府全能型的兜底是不可能的，必须借助第三方社会组织的力量，借助民间“能人”的力量。首先，有很多人或者说已经走出来的乡村人是愿意回馈和反哺乡村的，他们对于乡土的感情始终在，要发挥他们的作用。第二，要支持和培育乡村教育家，土生土长的教师和校长是最了解本地的，也是对本地最有感情的，就像乡村教育家张桂梅老师，她帮助1800多个农村女孩走出大山，走进大学。同时，政府应该给予更多公共支持，让更多的乡村教育家在宽松的制度环境中冒出来，才能真正推动实现城乡融合的教育发展。

    “从乡村走出去的人其实是一股很重要的支持性力量，而他们的力量、潜力，目前还远远未发挥出来。”安超认为，这需要地方乡镇、县的政府和教育部门对这股力量进行一种汇集和整合。政府需要去发掘这些力量，搭建一个双向奔赴的平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回归乡村，田园经济、乡土情怀成了一股新的潮流。

    “乡村需要‘筑巢引凤’，‘巢’不仅是物质上的巢，更应该是制度性的巢，让那些走出去的高端人才、科研工作者、企业家愿意回来，相较于物质，优化基层治理，做好制度建设，才是‘筑巢引凤’的关键。”安超说。

    从教育领域来说，物质层面，是不断改善乡村的办学条件，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解决乡村教师的真实困难和需求，让乡村教师没有后顾之忧。而制度层面，是要制定和落实乡村教师的“优师”政策，培育、选拔、晋升、奖励一批真正精通业务又有乡土情怀的中青年教师成为骨干教师，以“专业”为准绳、靠“本事”说话，把人才留住，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教育的振兴。

    程猛则认为，乡村教育的振兴需要从根本上扭转城乡二元格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就现实的教育层面而言，提高乡村的公共服务质量、持续改善教师的生活和办学条件、大幅度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和福利保障才能吸引优秀教师加入乡村振兴和教育振兴的大潮。同时，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的科技力量，发现乡村相比于大城市的内在优势，激发乡村的发展能量，吸引更多有才有志的人回流，逐渐弥合城乡之间在教育资源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差距。

    “乡村教育有自身的优势，应该进一步鼓励乡村教育自发探索，发挥基层教育的首创性。”在赵章靖看来，城市文明并不意味着绝对先进，而乡村文明更非代表落后。在现实中，偏重于带有功利取向的“人才”，而乡村文明建设中的“人士”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这种乡村人士，在当下可以是生活在农村乡镇地区的退休干部、教师甚或乡村医生。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这类人士也值得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