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精神的开阔地”。10年前，《教师月刊》杂志对我的成长如是评价。开阔者，横无际涯，日月山川一身藏；生长者，精进漫溯，唱念做打万般修。如今复盘，或许这是对我个人阅读的某种“价值锚定”。“文之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我一路徜徉，承文脉、习文化、做文章，从离不开阅读。倥偬十载，青春一付，苦乐其中。

    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

    读书是一件尤其惬意、放松之事。儿时爱读连环画，可书并不好找，月月去书店寻觅，一旦购得心仪的书，就“见书喜欲狂”（陆游语）。但又怕一下子翻完，只好自我限定页数，以期多“撑”两天。至10多岁，常读《格林童话》《故事大王》，还有《施公案》《封神演义》等，每日搜罗奇志异事，偶尔寻章摘句，稍作卖弄，逍遥快活。

    记忆深刻的是第一次读《西游记》原著，篇篇生字、处处律诗，居然津津有味。怎么读呢？说来也简单：稍见书中凡有“以诗为证”云云，一概跳过；遇至“万壑争流”“岚气幽幽”等景色描写，自动屏蔽；只挑那些对白、情节、打斗的场面看。即使如此囫囵吞枣，也足够惬意了一个暑假。神魔小说之瑰丽想象，叫人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唐僧之慧，悟空之力，八戒之谐，沙僧之忠，对造塑男孩的精神宇宙往往不可替代。其他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也如此效法，均“生吞活剥”之。

    至十六七岁，虽沉迷武侠，也是不为物役，兴之所触，目之所及。金庸是最先佩服的，如《笑傲江湖》，看到倒霉透顶的令狐冲第一眼见到任盈盈真容，竟不觉泪目。记得那时抱着四卷本，通宵达旦，“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后把古意盎然、大气磅礴的金庸读完，再看潇洒奇绝的古龙、四平八稳的梁羽生，对历史、文学与人生的理解又有不一样。

    阅读的惬意，还在初登杏坛之后。因备课需要，尤其警惕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懈怠，对传统文化有了更迫切的渴求。上学时，整天被逼着背“有朋自远方来”，对孔子并不待见。但教书后，觉得“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闲情逸致颇合胃口；加之他一面口口声声“君命召，不俟驾行矣”，一面又带着最后的倔强赌咒发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实在叫人忍俊不禁。于是前后翻看《论语》数载，越看越爱。周勇先生的《跟孔子学当老师》，就是一本不错的文化小品，若能再搭配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效果更好。

    据说，孔子曾问道于老子。爱屋及乌，我也从“道可道，非常道”开始细品《道德经》，以王弼本为基础，遍翻傅佩荣、陈鼓应、方东美等大家的著作。抱着“一文必求其确，一意必析其微”的主旨，逐章记诵、逐字推敲，才发现其言含万象，语括千意。有趣的是，孔子讲“仁”，老子讲“不仁”；孔子讲“德”，老子讲“不德”；好容易两人都讲“天”了，一个褒扬“万物生焉”，一个冷言“以万物为刍狗”……两人各走各的道，各说各的理，比看苏格拉底、柏拉图精彩多了。

    又看《庄子》，其旷达、不羁、浪漫之风，雄奇怪诞，恣意汪洋，叫人好不痛快！有段日子，我坚持步行去学校，来时背一段，去时再背一段，前后月余就把《逍遥游》记下。恰其时讲大气，便以“绝云气，负青天”为题，开了一场文化联姻科学的讲座，反响甚好。

    后读刘文典，他在西南联大教书时，一次遇到日机轰炸，众人纷纷躲避，沈从文也在其中。他见之吼道“你跑做什么！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读罢大笑。如果说“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孔孟传下的文化基因，那“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就是“老庄”的精神遗产。

    读书的兴味，还藏于一种“书写相读”中。比如，北京大学教授王余光主编的《中国阅读通史》（10卷本），按历史脉络介绍读书在不同时代的方法、理念、风尚，包括名人阅读事迹等，饶有趣味。美国学者莫提默·J.艾德勒的《如何阅读一本书》也值得瞧一瞧。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则从作家写作的角度，谈词汇的选用、语风的确立、章句的形式、内容的架设等。思想之花的绽放，另有几度华彩。

    不过，读书之乐更在于发现文化的魅惑。比如卢梭，在读老子时，我发现卢梭是他的“超级粉丝”，遂进行“文化横跳”，透过卢梭参一参西方文化。后世送他“启蒙时代巨匠”的桂冠，但卢梭从38岁写《论科学与艺术》开始，便将自己对文明的反思痛痛快快地倾诉了出来。笛卡尔的《谈谈方法》，钱乘旦先生的《西方那一块土》，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可不妨比照。

    于是，阅读由惬意悄悄拐入了另一个层面。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从思想上看，卢梭震古烁今，而在教育上同样绕不过去。《爱弥儿》作为传世经典，几乎是必看的。近900页皇皇巨著从幼儿期“不会说话的人”、儿童期“感官价值与训练”，到少年期“身体与思维合拍”、青年期“理性的觉醒”，系统建构了自然主义教育的思想。

    16岁的年纪，卢梭称之为分水岭。人在精神层面上“又一次出生”。值此青春期，生理发育日臻完善，但是心智层面波动巨大。外表看似成年，内里还是稚嫩；叛逆与张扬，成为其心理表征。倘若把握好，孩子终身发展受益，反之则可能带来阴影甚至遗憾。

    社会学“大咖”马克斯·韦伯有本书叫《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中谈及“人是悬挂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人的所有价值，本质是对“意义”的寻找和发现。可以说，对人生意义的挖掘、拓展和引导，是卢梭在陪伴爱弥儿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

    《爱弥儿》用闲谈式的语言、虚拟化的存在，架构了人类在那个时代的理性大厦，深深影响了杜威等人。杜威的《我的教育信条》，犹如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成为某种教育宣言或提纲。陶行知等人后来写《我们的教育信条》，与其说效仿，不如视为致敬和期待。

    《民主主义与教育》是杜威的巅峰之作，构建了实用主义哲学的教育基石，小到词句体例，大到结构意向，颇难叫人亲近，故被读者戏称为“哲学的火焰”“智力的悲剧”。初次翻看时早有心理准备，不求大彻大悟，唯愿日拱一卒。后来，在读同样晦涩的康德时才得悟：西方哲学的追求极度严密，而非文字优雅。如此，繁句横行，术语呼啸，加之冗长沉闷，阅读自然费力。

    对此，我亦享受，并戏称为“学问的结界”，是有心考验后来者的。那段时间，除去上课我都全身心扑在解读上：读不懂时，除了看王承绪先生的译本，还找来邹韬奋、林宝山、常道直的版本进行参照，其中有直译、意译和演讲笔记，多有助益；半通不通时，发起了一个网上论坛，与人线上“激辩”。一次竟至深夜，“与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有心者将辩题、辩文整理后投稿，居然得了一枚小奖；若有所悟时，则记下点滴心得，并持之以恒，形成10余万字的札记。2014年初，我主编出版了小书《“偷师”杜威——开启教育智慧的12把钥匙》，次年又出版了《杜威教育箴言》，可谓收获满满。

    我认为，读杜威须从假装开始。钱锺书说：“调情可成恋爱，模仿引发创造，附庸风雅会养成内行的鉴赏，世界上不少真货色都是从冒牌起的。”所谓“假装”，实际上即以个人的感悟来诠释《民主主义与教育》的深言大义。每读一遍就是一次“我注六经”的生命拔节——得了新的智慧、交了新的朋友、写了新的文字。至于杜威博大的思想精髓，有没有全然契合，不妨“心向往之”，慢慢参悟。

    随着阅读的持续，眼界越来越开阔。杜威继承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精神，却没有陷入“唯心论”的泥沼；立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又迁之于教育，意识到人与自然交互下的成长意义；巧用詹姆斯的机能心理学，以之解释儿童行为……另外，如脑科学、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也娴熟并用于书中，一个博大而严密的“杜氏宇宙”悄然浮现。其对教育的描绘越深刻细致，学问则越旁逸漫溯，深难见底。

    受之震撼，方明白教育学的本质是“人学”，而“人”的复杂性似乎不亚于理性，那么教育“人”的工作，将是何其之难！康德在《论教育学》中感慨“教育就是能够交托给人的最大的问题和最困难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相比较于在阅读中获得知识，领悟其有限性，并让个人始终保持谦卑、敬畏、勤学的职业姿态才更重要。

    想到这些，便不再把《民主主义与教育》视作教育（哲）学著作，而当成“窥天地之奥，达万物之极”的“索引集”。个人的学术观、价值观、文化观，在震荡中重建。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康纳尔的《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史蒂芬·平克的《语言本能》，读到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朱永通的《教育的细节》、周勇的《文化转向与课程改革》，终于完成个人教育哲学观的塑造。

    翻过这数座大山，眼前尽是一览无余，胸襟与格局也随着提升。阅读作为最优质的人生投资，往往会有超预期的回报。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斯蒂芬·格奥尔格在《词语》一诗中说：“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这种“破碎”即语言的缺失，海德格尔以为，正是这种缺失，才造成了客体的不确定性。老子的道，之所以“非常道”，古希腊之“逻各斯”，之所以“不可译”，都源于找不到合适的语词。

    那极致的语词是什么呢？答案无他，只在诗歌。北京大学教授周辅成以为，最一流的天才应该是诗人，最一流的作品也应该是诗作。在书丛中寻寻觅觅，多年后恍觉教育学、哲学都是一种变通的诗学。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是否有如此意蕴，虽难断言，但我们的确是一个“诗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