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时间有些久远了，但祖父满眼疼爱地用手抚摸我的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山西省汾阳市教师进修学校校长张普霖记忆深处，在南浦村那个院子里的小木桌上，祖父把一张麻纸来回折成16个方块，在其中一块上庄重地写下一个字，自己一边临摹，一边听祖父讲历代先辈从教的故事。

    孩提时懵懵懂懂，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张普霖亦从教40载，这么多年对教育的感悟及多年来梳理先辈从教的事迹，一门六代从教的脉络和故事在他脑海里愈发清晰起来。

    南浦村的“先生人家”

    在山西省汾阳市城东偏北35里有一处偏僻村落——南浦村，虽然偏远但100多年前就已经是晋中有名的“文化村”。不只是因为村里识字的人多，还有个好“书房（私塾）”，且有几代好“先生”。“先生”家的后人到现在已经六代从教，南浦村人称张家为“先生人家”。

    “先生人家”从教开拓者是张普霖的太祖父张元泰，他于清道光元年（1821年）为开启民智在家宅西侧建一小院创办私塾。从此南浦村有了学校，周边三里五村许多孩子来此求学，开启了张家几代人的教书生涯。

    “太祖父凭借一己之力创办的私塾让南浦村成为文化高地，尤其是到了高祖父张桂荣那一辈，这种文化传承更加凸显。”张普霖说，“高祖父张桂荣学识渊博、人才出众、闻名乡里。中秀才后继承父业，培养了不少人才，为当地文化发展起了积极作用。高祖父育两男六女皆读书认字，6个女儿都嫁给了张家的学生。这些学生女婿德才兼备，名冠汾州。”

    随着社会的巨变，到了张家第三代张渤从教时，教学课程和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除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外，他还培养实用人才，重视科学、法律等学科。南浦村及周边乡里常遭水患，张渤就组织村民、学生勘察地形，在各家的田地修筑渠道、小水细灌，使盐碱地得以改良。他还率先学习、引进了棉花种植技术。废除科举后私塾停办，张渤和村人在后街庙西建了南浦村小学（初级小学），学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教师办公室、厨房、宿舍等，一直沿用到1980年。为此，张渤被汾阳人称为“大先生”，到晚年他更为重视女子读书，还送儿媳到汾阳县城读女子学校。

    祖父张向衡民国初年从汾阳河汾中学毕业，取得山西省政府颁发的小学教员资格，在南浦村小学教书数年，后考入山西煤炭学校，毕业后在山西省曲沃县工作。1938年，日寇占领曲沃，他不愿做日伪政权傀儡，在朋友帮助下逃离曲沃，在太原行医数年，1941年辗转回乡。回乡后在南浦村小学教书。其间，他联合村里人筹备新校，想将南浦村小学扩展为完全小学，后遭“钩子军（晋军第19军）”抢掠，未果，成了他一生的憾事。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南浦村那座小院里祖孙背诵古诗词的欢笑声传得很远，虽然在张普霖印象中祖父绝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但根植在骨子里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又受祖父影响最大。“祖父生不逢时，虽才华出众但报国无门，至老年也是郁郁寡欢。”

    从用自家宅院创办私塾到创办初级小学，张家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作为第六代从教者，张普霖深深理解先辈在时代洪流里所做的教育探索和对命运的不妥协。“你会发现，每一个人所做的事都与所处的时代不可分割，从开启民智的私塾到重视实用的初级小学，他们都在尽己所能为一方教育出力。”张普霖上小学时依然是在曾祖父修建的校舍里读书。

    伉俪静心育栋梁

    父亲张载庆1959年于山西省立汾阳中学毕业后，分配到汾阳县城子中学任教，1962年因家中生活艰难便回到南浦村小学任教，曾任教导主任、校负责人。也是在这期间，张载庆将南浦村小学建成完全小学，后来又办成七年制学校，完成了祖父、父亲的心愿。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张载庆调入汾阳县杏花中学（高中），在城子中学、杏花中学教过数学、物理、历史、地理等学科，但教地理学科时间最久，画地图是他的拿手戏。世界各国、全国各大行政区域地图形状了然于胸，自然气候、物产地形、人文风情熟记脑海，跟着他学过地理的学生都会画图。虽然张载庆不懂英语，但他用画图的方式与外宾交谈在学生中传为佳话。

    以高中学历开始任教，张载庆在小学、初中、高中转了一圈，学校哪个学科需要就教哪个学科，且均以优异成绩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与他深厚的家庭渊源分不开，也是对他好学勤学善学的生动诠释。在省立汾阳中学读书6年间，张载庆几乎读遍校图书馆的书籍。

    母亲王世华也是一名教师，在张普霖的记忆里，她曾先后在南浦村学校、杏花中学任教语文。因为擅长国画，她在语文课上注重培养学生的形象思维，粉笔画是常用的“板书”，影响了一茬又一茬学生。

    2009年，母亲的学生、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负责人专门邀请王世华到卫星发射基地现场观看发射卫星，在庆祝发射成功的宴席上专门向恩师敬酒，“感谢王老师对自己的教育和关心”。那一刻，王世华幸福无比。

    “父母不是留恋那种高光时刻，他们高兴的是为国家培养了那么优秀的人才。”张普霖说，“在学校是同事，在家庭相敬如宾，他们生活中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学生的成长。”

    如今张普霖父母均已退休，但退休后，父亲受汾阳县教育局高中教研室聘任，在汾阳中学、英雄街中学听课，指导中青年教师，直至80岁高龄才正式离开学校。而母亲王世华笔耕不辍，成为闻名汾阳的国画家。

    在杏花中学还有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许多学生用6年时间接受张家两代人的教诲，初中三年是张普霖的学生，高中三年又是张载庆、王世华的学生。1987年，张普霖由初中学校调入杏花中学与父母成为同事，一家三位教师给同一个班级学生授课的现象也经常发生，于是便有了“老张老师”“小张老师”的称呼。因为学生遍天下，即便父母已退休多年，但许多学生至今都是张普霖家的常客。

    每到休息日，张普霖会到父母家里看看母亲的绘画新作，与父亲谈论国学。当下平静的生活与先辈的经历相比，显得弥足珍贵。他们都明白：没有强大的国家保障，何谈教育发展？珍惜当下、潜心育人或许就是张家的家风吧！

    “小张老师”的教育梦

    1981年，18岁的张普霖中师毕业分配到汾阳县城子公社初级中学。原本可以找到“更有前途”的工作，至少可以在汾阳挑选“好学校”，但他拒绝并多次放弃调往其他部门工作的机会。

    张普霖记得，当时他带着一份汾阳县教育局的派遣令，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夹着一卷行李，怀揣着两个梦想也是他给自己定的“五年成长计划”：一是在城子公社中学任教5年内，振兴家乡教育；二是自学高中文化知识，23岁参加高考读大学。

    当时，南浦村隶属于城子公社，那里曾经有张普霖先辈几代人耕耘忙碌的身影。他不想曾经引以为傲的“文化村”就这样衰落下去，初入学校他便像一个渴望游泳的人见到了水面，一个猛子扎了进去。

    当时的城子公社中学是全县最落后、最简陋的中学：没有围墙、没有校门、没有厕所，教室没有顶棚、没有电灯，麻雀在教室里乱飞乱叫。学校只有两个初三班（八年级）100余名学生，从未开设过英语课程。

    在这样一所小学校，张普霖在教好书的同时积极参与管理并为学校发展提出建议。他力主学校要招收初一学生，因为只有有了学生，学校的发展才有了源头活水。他与公社书记、校领导据理力争，终于在1981年9月招收初一一个班。接着，他又参与集资新建教室8座、办公室12间。到1983年秋季，学校有了3个年级6个班，又来了几个年轻的师范毕业生，“学校终于像个学校样了”。

    当时英语已确定为中学必修课，但学校英语教师紧缺，全校仅张普霖一人。他同时教3个年级6个班的英语课。张普霖回忆，那些来自偏远农村的孩子大部分没见过柏油路，他们崇拜这位“见多识广”的大哥哥。教室里，他们好奇又羞涩地学着从未听到过的英语；小煤油灯下，他们聆听着从未听过的那些属于远方的故事。张普霖认真研究英语学科特点，潜心研究教法。1985年，他撰写的《抓住“表音”特点，注重语言实践，提升农村初中英语教学质量》文章在杂志上发表，如今再读这篇文章，对初中英语教学依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受家庭传统文化熏陶，张普霖特别注重理想信念和道德修养教育。用学生的话说：“张老师教给咱们的不只是英语，更多是上进的心和做什么样的人。”5年时间，张普霖与同事在边远乡村培养了一批优秀学生。

    越想教好学生就越想学习，越学越觉得自己水平不够，张普霖从没有忘记他的“五年成长计划”。每天晚上9点后，当热闹的校园归于平静，张普霖的自学开始了，一盏孤灯伴随着他走过一个又一个安静的夜晚，“人最怕心里怀有希望，这也是我为什么重视理想信念教育的原因。”1985年，张普霖通过成人高考被山西省教育学院录取。

    他在给父母的信里写道，“这里是一块沃土，阳光和煦、甘霖普洒，在这里我得以继续成长”。

    5年时间，“五年成长计划”均已达成。

    1987年，张普霖调入汾阳县杏花中学任教，并兼任汾阳县高中教研员。他在教英语的同时组织县四所高中的教研和培训活动，同时在更大范围提出了“注重对学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要求，也是取得好成绩的重要途径”的观点。他主张并带领汾阳的高中教师不仅钻研业务，更学习政策法规、政治理论。因为成绩优秀，张普霖2000年被评为吕梁市学科带头人，2001年被评为山西省骨干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