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的我，满身文艺气息：会弹电子琴，会拉手风琴；能吼齐秦的《狼》和崔健的《一无所有》，也能唱蒋大为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戴上霹雳手套，扎上红头带，跟着“荷东音乐”就能跳太空霹雳舞；还时不时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初升高时考场作文满分，被收入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应考作文选》……那时候，我的梦想是当作家、记者、歌星，就是没想过做教师。但偏科的文化成绩，最终让我走入了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那是1992年。

    第一个十年：摇摆和蛰伏中的坚持

    1994年9月，21岁的我踏上了工作岗位，晃了一圈又回到了母校——祝桥中学。我成为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位专职音乐教师。

    虽然脸上带着一丝青涩，但我还是顺利进入了“音乐教师”角色。在这所上海市远郊的乡镇中学，我品尝着做音乐教师的快乐与幸福。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听音乐、弹琴、唱歌。虽然那时没有音乐专用教室，但我右手挟着电子琴，左手拎着四喇叭收录机，走进一个个班级，希望像圣诞老人一样给学生带去快乐的音乐。

    那些年，我也有做音乐教师的烦恼与不甘。那时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低，而音乐学科属于“小三门”不受重视，音乐教师只要每天上好课，每年搞一场文艺演出，偶尔再带学生排个节目参加比赛就可以了。做得好也罢，不好也罢，基本在学校没有什么存在感，更没有成就感。有时还因课堂纪律等问题与学生斗智斗勇，甚至大光其火。这样的教师生涯，别说“七年之痒”，三年就职业倦怠。

    那时感觉教师这份工作没意思，但音乐又是我喜欢的，所以“跳槽”的念头在我心中摇摆不定。有一次，我受邀给一个公安单位指导排练合唱，并担任领唱，看着演出时自己一身帅气的警服，心底还是挺自豪的。后来还真有过从警的机会，犹豫良久，终抵不过对音乐的喜爱而放弃了。

    工作的第一个10年，我没有什么专业发展成绩，也谈不上多努力，只是平平淡淡尽着一个音乐教师的本分。如果说与许多教师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我始终坚持阅读和写作。

    回想起来，我应该是学校里跑图书馆最勤快的一个吧，借起书来一摞摞的，家里枕头边、书桌上，随处摆放着正在读的书。那时我读的主要是文史类书籍，但因为是学校图书馆，所以有时也会借一些感觉有意思的教育类书籍，虽然看过就忘了，但总会有些“营养”被吸收。

    另外，我依然还有“作家梦”，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虽然投稿出去绝大多数“石沉大海”，但长期坚持也有收获，那就是文字的驾驭能力不断增强。这期间的阅读与写作并没能给我的教师生涯直接“加分”，但为我后来走上专业阅读写作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十年：跨界和挑战中的突破

    有时，专业发展就是一个契机、一次挑战。当一个人不敢向自己的能力边缘发起挑战，那么大概率只能在按部就班中碌碌无为。

    2000年，祝桥中学初高中分离，我留在高中部。2002年暑假前不断有女教师请假，学校语文师资出现临时性短缺，出于对我中学时代语文能力的信任，学校领导找我商量兼任一个班高中语文教学。几番犹豫，我开始了自己的跨学科教学生涯。

    面对一门“陌生”的课程，我急需“补课”。于是，我从文学性阅读走向了教育学阅读。通过阅读语文专业刊物和书籍，对语文教学的研究进展、语文名师的教学主张、语文试题的出题与评析等进行了由理论到实践的学习。在学习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我也获得了一种宝贵的学科研究能力。

    渐渐地，我熟悉了这种“跨界”教学的感觉。我用音乐教师的激情点燃了语文课堂，也以语文教师的丰富反思音乐课堂。2003年起，我在音乐学科中开始崭露头角。拓展课《诗人毛泽东》在全区各学科的角逐中位列中学组第二名；运用了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等文学素材的音乐课《思乡曲》在全区音乐学科评比中获得中学组第一名；以李煜的《虞美人》为主题的音乐课《情系故国〈虞美人〉》成为上海市教师全员培训音乐学科示范课；融音乐、文学、美术为一体的《诗意江南》在上海市五区县高中音乐教学研讨会上进行公开展示……这一时期的教学探索，也是我后来形成“音乐为近景、艺术为中景、文化为远景”的“三景”教学主张的基础。

    与此同时，我的专业成长之路也顺遂起来。2005年成为区音乐学科中心组成员，2006年担任区中小学音乐兼职教研员……2007年，实在忙不过来的我才向语文学科挥手作别。就在这一年，我成为区音乐学科带头人。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所以我们比拼的不是天赋，而是能力。能力从何而来？来自不断挑战、不断尝试、不断磨砺。

    除了在区域层面发挥专业引领作用，我也不忘在学校中的责任承担。2006年，我负责推进和实施学校的拓展课程和研究性课程，成为学校最早了解研究性学习的教师。2009年，我开始担任学校科研负责人，参与学校教科研管理工作。当时，学校有一份校刊《祝中教科研简报》，我将其改为正式印刷的《竹苑》杂志，自己一个人负责采编和设计。作为课题的实际操作者，我完成了学校历史上唯一一个市级重点课题《普通高中“青年教师成长工作坊”项目的实施与研究》从立项、实施到结题的全过程。所以，学校与教师个人之间最好的关系，就是船与水手那样的互相成全。

    这10年是网络在教育教学领域蓬勃发展的10年，我也享受到了网络带来的“红利”。最早，因为我要找寻教学资源而结识了“洪啸音乐教育网”和站长赵洪啸，并成为“洪啸音乐教育网”的论坛版主。后又混迹于“教育在线”多年，了解了众多教育专家，开阔了自己的教育视野。甚至还做过几年个人网站“上海南汇音乐教育网”，把这个网站做成了区音乐学科教研网站。我想，一个教师的现实成长环境很可能不理想，但有了网络就有可能摆脱现实的羁绊，走向教育的诗与远方。

    2014年，我在从教20年时成为上海市特级教师，这在普通中学中还是鲜见的。可以说不同岗位历练出来的能力，是我成长的底气所在。人的潜力是无穷的，但没有一颗敢于承担、勇于尝试的心，又怎能焕发出自己的人生光彩？

    第三个十年：从“跟跑者”到“领跑者”

    2007年，当我走到第一个专业发展高峰时正好34岁，却有点找不到发展方向了。主客观条件都告诉我，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我的专业发展已经到了“天花板”，我将止步于中学高级教师和区音乐学科带头人这一层级。

    幸运的是，2008年6月上海市教委发布《关于开展第二期“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名师培养工程”的通知》，要从全市遴选第二期“双名工程”人选。得知这个消息，我喜出望外，先由学校推荐到区里，然后进行答辩、考试和评审。最后，全区有5位校长、32位教师搭上了第二期“双名工程”这艘“大船”，我幸运“上榜”。

    还记得第二期上海市“双名工程”音乐名师基地第一次开班是早上9点，但内心激动的我早上5点就起床出门，乘头班车往市区赶，8点左右就到了杨浦区少年宫。此后3年，两位基地主持人上海市音乐特级教师曹建辉、陆亚芳和来自各区的14位学员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学习共同体。每次往返将近6个小时的学习之旅，我乐在其中。我觉得自己要学的太多了，必须将最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习中。

    第二期“双名工程”的学习，不仅让我接触到了各种高端学术资源，也让我从导师身上找到了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前进的方向。曹建辉、陆亚芳老师都是20世纪50年代初出生的，比我年长一辈，但每次基地活动见面和告别时，他们都会一一与我握手。这是导师对学员的尊重和爱护。记得一次基地去台湾进行考察交流，曹建辉老师对我的成长提了三点建议：提炼自己音乐教学的风格和特色；一定不要离开音乐课堂；音乐教师的成长应该下有实践、中有平台、上有扶持，现在基地给了我平台，希望未来我要给其他年轻教师以扶持。就这样在学习中我不断成长，当基地学习结束时，我充满了留恋。

    后来，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2012年，我又幸运地以浦东新区教师的“新身份”参加了第三期“双名工程”音乐名师基地的学习，成为唯一的“留级生”。第二期基地学习时我还有些被动，到了第三期我就走向主动学习，还担任了基地学员组长，带领新学员共同成长。

    2016年，我调到上海市川沙中学工作，浦东新区教育局以我为主持人挂牌成立了“浦东新区陈璞音乐名师基地”。2019年，我又担任了第四期上海市“双名工程”艺术攻关基地主持人，正式从一名“双名工程”学员成为“双名工程”主持人，从“跟跑者”成了“领跑者”。所以，从名师基地学员到助教（组长）再到主持人，这也是一个教师成长的有效路径。

    作为一名一线教师，我了解年轻音乐教师的困难和诉求，所以在做基地主持人的过程中，我对学员严格在学习中、关爱在基地外、帮助在关键处。比如，有学员区级比赛出线要参加上海市基础教育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这个比赛流程比较复杂，我特意从外区邀请上一届市“青教赛”一等奖选手前来一对一进行指导。学员参加重要论文比赛和职称鉴定的论文，我每一篇都会及时认真修改，并有机会就推荐发表……所以，我的基地学员成长速度比较快。

    今年，我在与基地学员的春节联谊会上，口占藏头诗一首《迎春》：“新芽新酒盼新春，年年欢聚辞旧时。快慰桃李多隽秀，乐看飞鸿谱新诗。”这不仅是我对他们美好的祝愿，也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