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湖南交界的村落，我的阅读一如长江中游梅雨季节的阳光，稀薄而珍贵。在我生长的村落，读书并不是人生的必经之途。在村小课堂嘹亮地叫喊完课本里的诗文，少数人进入祖辈农耕生活的轮回；更多人则离开故土，去沿海地带谋生。小学毕业30多人，上初中5人。他们中绝大多数进入各种工厂，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伴随着他们春节时返乡过年，“读书无用论”继续在农村广泛传播。

    然而，总有一些人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比如我的父亲。他固执地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只有初中水平的他喜欢让我朗读课文，请村里会书法的老者给我开笔临书，这些偶一为之的稀缺行为成为我少年时代精神成长的重要节点。

    在历史人物风骨里识天地之大

    当时书籍毕竟是稀缺品，我读的第一本课外书是一本“掐头去尾”的《三国演义》。夏日午后，阳光焦灼地烤着红色土地，热气蒸腾，窗外草丛茂盛，蜻蜓的飞翔、知了的鸣叫，把世界点缀得生机勃勃。然而，这一切于我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蒋干中计、草船借箭、巧借东风、火烧连营……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紧紧抓住了我，让我能够把心灵展开，穿越时空，想象自己成为历史的一员，在故乡的小河边列阵排兵，指点江山。

    最初的阅读经验会对之后的阅读兴味产生莫大的影响。《隋唐演义》《说岳全传》《杨家将》《薛仁贵征东》等散落在村里老者手中的历史演义类小说，让我对历史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大学时代在北京师范大学听韩兆琦先生的《史记》讲座，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其十卷本的《史记笺证》中，在司马迁疏荡雄奇的文风中感受三千年岁月的厚重和绵延。

    阅读《汉书》，则是另一种著史风格，文字质朴沉静，别有风味。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说：“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由此，在文学阅读之外，我开始阅读许倬云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万古江河》、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夏坚勇的《绍兴十二年》《庆历四年秋》、张宏杰的《饥饿的盛世》《倒退的帝国》、马勇的“晚清四书”。我尤其对梁启超、谭嗣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夏晓虹的《阅读梁启超》、解玺璋的《梁启超传》等，写作者莫不怀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让读者在深切感受历史兴亡变化的同时，不由对风云激荡时刻杰出人物的德与行击节赞赏，而杰出人物胸中激荡的家国情怀总让人热血沸腾，而这可能就是中华绵延、斯文不坠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午饭铃声刚刚响过，从一排排高低错落的石窑洞里，就跑出来了一群一伙的男男女女。他们把碗筷敲得震天价响，踏泥带水、叫叫嚷嚷地跑过院坝，向南面总务处那一排窑洞的墙根下蜂拥而去。偌大一个院子，霎时就被这纷乱的人群踩踏成了一片烂泥滩。”这是《平凡的世界》的开篇。

    这些生活场景几乎与我的现实生活重叠，当书中的场景与真实的生活发生了紧密的关联，阅读就充满了好奇和乐趣，急切想知道孙少平的人生将会如何？于是，阅读成了一段探案破案的旅程，紧张、愉悦。

    《平凡的世界》激励了许多像我一样的农村孩子，要像孙少平一样自强不息，通过自己的努力跳出农门。但《平凡的世界》给予我的不仅有自强不息的精神，还让我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看到了读书的价值，感受到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孙少平从书中得知在遥远的苏联有保尔、有冬妮娅，有火车；他知道在双水村之外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世界如此之大，应该去看看。读书并不是无用的。除却精神的富足，读书，才可能走出去，与更大的世界相遇。

    文学与教育共同构建安身立命的根本

    大三那年，我一边找工作，一边备考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我遵照《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提及的重要篇目，按体裁纵向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典范之作，对我而言，这是难得的读书时光，纯粹地与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相遇，遇到心动的作品，一边迫不及待地往下读，一边忧心读完了怎么办。这时，就会起身走到窗边，看看外面的树木、行人，等情绪平复，继续坐下阅读。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巴金的《寒夜》《憩园》，师陀的《果园城记》；冯至、穆旦、艾青、北岛、海子等人的诗歌；沈从文、汪曾祺、阿城等人的文字都是这段时光集中阅读的，这次集中阅读确定了我的专业方向，也直接影响了我的文学审美。

    在决定成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后，我在大学图书馆发现了一套“大夏书系”丛书，是李镇西、程红兵、铁皮鼓等一线名师的教学实录。一本一本读下来，发现他们的语文课与我自己经历的语文课不太一样，文本读得很细，有逻辑，讲得很深入；学生可以自由发表看法，错了也不会被批评，前者让我大体明白一个好的语文授课者应该有怎样的知识储备，后者破除了我对师生界限的认知并建立起课堂自由平等的理念。

    后来读到王荣生教授的《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他对“课文”进行“定篇”“例文”“样本”“用件”的分类，打破了长期以来以文体划分选文类型的习惯思维，将教材选文从“神坛”请了下来。现实的语文课堂应该根据学生的真实需求对教材选文作出合理的调整和补充，从单篇到群文，再到任务群的变化，不只是体量数量的增大和增多，更是合乎学生精神需求的延展和深化。在一线教学的时间越长，我越是感觉到：教材选文单篇散点的阅读，很难让学生拥有丰富深刻的思考认识。必须有足够数量的阅读作为基础，通过师生共读、交流研讨，才可能切实提高学生的思维认识水平，才可能让学生在考试中呈现出高水平的语文素养。

    然而，如何将散落的文章进行有机组合，应该遵循怎样的阅读写作顺序？群文内部的逻辑关系是什么？怎样安排才能更好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凭着一腔热情，我开设了“理性的省察”选修课，围绕“爱国”“真相”“理性”“相信与质疑”等话题展开，联系社会热点事件，以阅读、思辨、讨论为主要授课形式。前期准备阶段，刘瑜的《观念的水位》《民主的细节》等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作为社会学教授，刘瑜的文字明白晓畅，逻辑性强。此外，周濂的《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正义的可能》、徐贲的《明亮的对话》、余党绪编写的“中学生思辨读写”系列丛书等，成为我提升自身思辨能力的资源。2017年普通高中新课标出台之前，“思维发展与提升”并没有得到中学语文课堂足够的重视，“新课标”将“思维发展与提升”作为语文课程的四大核心素养之一，这就为我的课堂实践行为提供了理论指导。

    爱上鲁迅构筑自己的精神骨架

    大学毕业，我成了北漂一族，宿舍在北京香山附近。10年前，香山附近多是村落，从大马路到天香颐要经过一片低矮的棚区，汽车驶过，尘土飞扬。宿舍其实是地下室，夏天潮冬天闷。一个三室一厅的地下室，就我一个人。

    那时候，我有一套从潘家园旧书市场淘来的小开本鲁迅文集，一年多时间，暮色延展，端坐室内，就读鲁迅。地下室异常清冷，黑夜寂寥分割，不知尽头。

    从《呐喊》读起，《彷徨》《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然后《热风》……读到《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整个人犹如陷落到广阔无边的海峡，艰于呼吸，无法泅渡。如果是冬天，清冷的空气会使人心更敏感，更能感知鲁迅文字背后的那种“无聊”的窒息感。

    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与鲁迅相遇？钱理群《与鲁迅相遇》的封面写着这样一段话：“当你一切春风得意，你的感觉极好的时候，你觉得鲁迅著作是读不进去的；但是当你一旦对现状不满，包括社会现状，包括你自己的现状不满，你想寻求新的出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你接近鲁迅的最佳时机。”当年生活的艰难、前途的渺茫、朋友的四散天涯，一切交织在一起，使我有了走进鲁迅的时机。

    打开《与鲁迅相遇》，读完开场白，就被钱理群先生的文字深深吸引，他从自己的病弱之躯谈起，调侃自己只能“闲谈鲁迅”；然后梳理15年来在北大讲授鲁迅的事实，又自嘲“只能讲鲁迅”；随后的文字，广征博引、汪洋恣肆，都是他新近的鲁迅研究心得。相较于学术论文，我更被这样坦诚、热情、情理兼具的文字所吸引。《鲁迅作品十五讲》《走进当代的鲁迅》《1948：天地玄黄》《我的精神自传》《岁月沧桑》等，钱理群先生笔耕不辍，撰述颇丰，成为我重要的精神维系。钱老师作为大学教授，也很关心中学语文教育，他围绕“生命”和“立人”编订《新语文读本》和《现代教师读本》，前者为学生定制，后者为教师打造。而他在中学课堂讲授鲁迅讲稿的基础上撰述的《钱理群中学讲鲁迅》，则直接引发我在中学课堂开设相关选修课，让我愿意在高中必修课上拿出两个月的时间研读鲁迅作品，并最终出版了《细读呐喊：大先生的绝望与希望》这本书。

    读书就是印证自己的生命。阅读有时候就是与一种生命向度形成共振，然后由此共振，逐渐明确自己的人生之路，穷尽心力奋力追逐。

    每个灵魂都值得书写和铭记

    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旅途中都有这样那样的痛楚，只是轻易不愿意示人。王小妮的《上课记》《上课记2》像一双充满母性温度的手为我们揭开伤疤，一点一点，撕扯心灵，可是并不怨恨，反而感激。

    王小妮笔下的人物大多数来自农村，他们质朴、纯净，却也羞怯、自闭。书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故事，都有一段让人心酸的往事，太不容易了。“在生活的角落里，每一个孩子都在发光。”关爱、诗意、梦想，一个教师能做的就是平等地向他们言传身教，或者什么也不用说，静静地做一个倾听者。让远离故土的游子能有一位信得过的长者可以倾诉、咨询。她像侍弄一朵朵花儿，她希望花朵能得到浇灌和照料，也期待花儿的自我守望。王小妮说：“一个自认为的好人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即使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渺小微弱，甚至是飞蛾扑火，如果它全是徒劳，也要让这徒劳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