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冰治水、文翁化蜀历来被誉为秦汉时期蜀地最了不起的两件大事。2000多年过去了，李冰开凿的都江堰不废不变，文翁创办的石室精舍仍办学不止。

    时至今日，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的教学楼上，由石室校友、著名书法家何应辉题写的校训“爱国利民、因时应事、整齐严肃、德达材实”格外引人注目，这16个字记录着文翁石室近现代以来的教育足迹。

    清顺治九年（1652年），石室所颁行的“学校条规”中，明确要求“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民国时期，学校结合时代需求，提出了“救国利民”的办学目标。后来，学校把二者进行了整合，提炼出“爱国利民”的石室精神。

    民国十一年（1922年），时事风云变幻，教育也面临新旧学制的转轨，成都府中学堂监督（后改称校长）刘咸荥明确指出，学校的办学原则应“因时应事”，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新旧军阀的争权夺利中，中国逐渐走向统一，国家和民族出现了新的希望。当时的校长文藻青提出，石室要为国家培养德达材实、立志宏远、共济时艰的人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扩大侵华，野心昭然若揭。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校长刘刚甫认为，学生要严守校规、约束自身，才能成为中流砥柱之才。于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他提出了“整齐严肃”的校训，并严肃校规、严格军训，甚至要求学生短发，穿军服，以期培养刚健朴质的校风，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并领袖全川。

    新中国成立后，学校管理层带领全校师生进行民主投票，最终选定“爱国利民、因时应事、整齐严肃、德达材实”作为石室校训，即爱国利民的家国情怀、因时应事的创新能力、整齐严肃的规范意识、德达材实的核心素养。自此之后，石室校训没有更改过。校训正是文翁石室得以绵延至今的原因之一，已成为学校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的精神核心。

    爱国利民，石室人的情感底色

    “爱国利民”为家国意识之体现。

    文翁为了改变蜀地的落后面貌而创立了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堂”，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专任教师”，开创了“最早的地方财政支出办学”——文翁认为石室既为官办学校，办学又是治蜀的一项重要措施，经费统一由地方政府负担； 开创了“最早的助学优惠政策”——免除赋税徭役；开创了“最早采取知行合一的育人模式”——文翁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学生的实践。学生学有小成后，即可进入蜀郡官府进行实践历练，学习如何为官治民。通过这种实务与实践，强化教学效果，实行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由此，蜀郡民风、文风大化，“蜀学比于齐鲁”，至汉武帝时，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蜀人把文翁与李冰父子相提并论，颂作“李冰治水，文翁化蜀”。在当时皇帝的肯定下，地方官学的办学模式从蜀地推广到全国，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更让广大百姓受益。

    至近现代，在特殊的时代洪流之中，无数石室学子在国家、民族需要之时，责无旁贷、挺身而出。戊戌变法时期，石室学子刘光第、杨锐见国难当头，支持光绪帝维新变法；张澜、蒲殿俊、罗纶领导四川保路运动，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王光祈创立少年中国学会，用进步思想感染无数青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无数石室学子放弃学业，抗战报国。校志记载，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始征集知识青年从军，当年“共有45名学生毅然从军，报效祖国。其中高中从军学生41名，初中从军学生4名”。抗战胜利后，部分从军学生退伍，继续完成学业。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高中21班从军学生李伯高退伍后请求发放毕业证书之“报告”中这样写道：“当三十三年冬，敌人进犯黔省之际，全国人心惶惶。斯时生离毕业考试之日只隔数日，惟不忍坐看国破家亡，乃于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离校入教二团，抛弃学业，从军救国……”

    新中国成立后，石室学子陈懋章在中学毕业填报大学志愿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发动机专业，立志改变我国航空事业落后的局面。1979年4月，陈懋章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从事航空发动机研究。1981年回国至今，先后负责过7个大项目。20世纪90年代末，陈懋章和他的团队创新了新型航空发动机压气机的相关技术。某大国著名发动机公司得知情况后，曾4次与陈懋章联系，希望合作并提出优厚条件，但被陈懋章婉拒。“做人要傻，做学问要痴。”陈懋章说，“我希望像校训所倡导的那样，做个有真才实学的爱国者，像孝敬父母一样热爱祖国。” 2022年3月，86岁高龄的陈懋章院士主动联系母校，自愿捐赠100万元设立“成都石室中学陈懋章院士奖助学金”，奖励资助品学兼优和贫困的学生。

    因时应事，石室人的创新灵魂

    千年老校从来不拒绝新事物，因为“因时应事”就意味着眼界开阔，不断创新。

    2013年，为了提升学生“自育”能力，学校把课间操的设计权和决定权还给学生。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很多时髦的街舞动作首次“登堂入室”，取代了一板一眼的广播体操进入学校大课间。后来，有学生将新课间操教学视频传到网上，爆红，点击率超过千万。

    文翁兴学可谓白手起家，在各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进行了一系列革新。校舍建造，用成都最常见的石头垒起石屋，名之曰“文学精舍”，简称“石室”，后人称作“文翁石室”。缺少“束脩”（教育经费），朝廷和蜀郡也没有这项经费预算，文翁力排众议，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从蜀郡拨出专款经费，并从自身做起，“居以廉平，不自于严”，主动节省费用开支，“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用作培训教师的“束脩”。后来，学校发展起来了，有了一定的规模，官民子弟争相入学时，文翁就采取新的办法，“富人至出钱求之”，终于形成了蜀地教育的良性循环。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在其他省份纷纷观望之时，石室的改革却是大刀阔斧。四川总督岑春煊改之为成都府师范学堂，后又改成都府中学堂。改革后，学生学习内容由以前的儒家经典变革为学习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其办学格局亦更接近现代中学的格局。成都府中学堂成为改办新学后四川省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公立中学。成都府中学堂的开办，吸引了四川各地学生，一时之间人才荟萃。

    民国时期的张铮校长毅然决然地学习发达国家的教学体制和课程，率先聘请外籍教师，率先开设矿物、物理、解析几何、英文、微积分、分析化学、有机化学、法语等课程，率先在代数、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外国地理等学科采用英文原版教材等。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开启了现代教育改革的大幕，也奠定了文翁石室现代教育理念与办学思想的基础。

    整齐严肃，石室人的治学底线

    石室学生成绩优良，是严师教导出来的。

    20世纪初，校长张铮提出了“从高立法，从严执行”的办学方针。首先，教学时间长。上半年为28周，下半年为18周，平均23周。其次，教材选用深。国文选读《史记》《汉书》《诗经》《楚辞》等，要考默写；英文选读《天方夜谭》《莎士比亚乐府本事》等；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外国地理都用英文教材。再次，学校管理严。上课时监学会对不在位的学生进行盘问，在校门和进校门不远的地方设内、外稽查，住校生不准擅自外出，学生不得无故早退……当时学校招生，校门口的布告上明确写着：“本校为培养人才深造，要求严格。自认为不能接受严格教育者，勿庸来校报名。”张铮还重视教师的作用，进而打造了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其中语文教师有赵少咸、陶世杰、任星海等，数学理化教师有何叔宜、饶德滋、高咏涛、叶式鹏、盛绍龄等，英语教师有王叔驹、何光玖、张翁洲、吴照华等，历史教师有祝屹怀、张大和等，不胜枚举。这些教师教学都很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如何叔宜，学生称他为“何阎王”，形容其为人正直、教学严谨。

    1934年，刘刚甫校长上任之初，鉴于“吾国于鸦片之战而后，丧败累累，领土割失殆尽。迄于今日，外交愈危”的时局，决心“不避任何碍难，厉行军训，故现在本校不分高初中，全受军事训练，学生一切习惯，完全军队化”。严格军事化管理和军事训练，并进一步以“整齐严肃”四字为校训，要求学生“严肃身心，接受校规”，提出“各生仍应淬厉精神，严遵规定，毋稍逾越，俾养就刚健质朴之风，而造成中流砥柱之人材，庶不仅学科占全川之上乘，即校规亦当为全川之表率”，极大地提升了石室学子的身体素质和军事技能。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22日，成属联立中学校务会议决议案对学生服装规定，“高中学生穿麻色军制服，初中学生穿黄色童军制服，违者第一次记小过，第二次记大过，第三次退学”。后来，四川省立成都石室中学学生服装，沿用上列规定，一直至1949年冬。

    德达材实，石室人的育人追求

    近现代以来，石室培养出无数德才兼备的行业领军人才，如郭沫若、李一氓、李劼人、贺麟、周太玄、王光祈、孙元良、郭汝瑰等。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德达材实”一直是石室不懈追求的育人方向，也是石室精神中最关键的一环。

    20世纪70年代初，石室中学结合自身2000多年的办学实践，提炼出“继承优良传统，打好素质基础，培养创造能力”的办学思想，并将之浓缩为“传统·基础·创造”6个字，这三个词语之间是互为一体、相互融通、缺一不可的。石室人还将自己的教学经验总结归纳，凝练出“高严精活优”的优良教风，即师资高、学风严、教学精、思维活、品质优。而这五个字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文翁的“诱进化之”和“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这其中蕴含的循循善诱、实践育才、因材施教等教学经验，至今仍有其蓬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