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怀（1893—1978），福建莆田人，曾于美国西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回国后任厦门大学教育主任兼总务长，并创办上海大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先后任副校长、校长。他与马君武、王伯群一道创立的大夏大学与南开大学并称，时人有“北南开，南大夏”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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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4月22日，厦门大学学生会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举行了一场颇有“凉意”的会议，主题是“决定校长的去留”。学生会以全体学生的名义“函请校长退位”，改革校务。学生不能接受“读孔孟之书，保存国粹”的校长。但校长不仅没有退位，还公然殴打集会学生。厦门大学欧元怀等教授目睹校方的种种无理举动，深为不满，据理力争。此举竟为校长所嫉视，于是提前解除了聘约。欧元怀等教授带着厦门大学的一拨学生来到了上海。

    厦门大学当时有400多名学生，选择离开的有320名，面对这么多学生，该何去何从？欧元怀只好再办一所大学。学校初名“大厦大学”，后定名为“大夏大学”，以表明学校由“厦大”蜕变而来，并寓光大华夏之意。

    于是，后来新中国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在这里正式起步……

    就在这一年的7月7日，欧元怀向社会发出了《大夏大学临时筹备处成立通告》。一所大学的成立，很显然不是创始人发一份通告就可以的，欧元怀手里只有厦门大学跟来的教授和学生，社会并不认可，校舍难找，经费不足，甚至连新报名的学生都没有。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欧元怀当时的生动写照。没有校舍，没有经费，没有学生，但有吃苦的精神。欧元怀提出“三苦精神”：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员苦干。

    作为大夏大学创始人的欧元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苦筹经费”。他选择了几种渠道，第一是向学生预收50元学费，再向社会募捐。1925年，大夏大学向银行借钱建设胶州路校舍，这笔借款是用马君武（大夏大学首任校长）的房产作抵押的。到1930年，大夏大学开工兴建中山路校舍，学校用中山北路的地产作抵押。甚至，欧元怀父亲七十大寿时，收到的5000元也被欧元怀“挪为校用”。用父名在大夏设立奖学金，每年提取息金500元奖给6名学生。

    家国多难，世事尤艰，办学同样也苦。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大夏大学率先西迁到贵州。校长王伯群去世，时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的欧元怀立刻辞去公职，回到大夏大学接任校长。他首先面临的就是搬迁。

    欧元怀在家国危难之际，一手向外，请赤水县县长何干群拨借校舍，请贵州省政府发放护照；一手向内，让学生从贵阳赶往赤水上课。从贵阳出发到赤水，历时整整3个月，直至1945年3月才抵达，好在600名师生和700箱图书全部安全到达——同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浙大西迁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文化壮举。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正是这样的吃苦精神，才造就了绵绵不绝的中华文化。没有办法搬迁的上海校舍，在日寇的炮火中化为了灰烬……当时的大夏大学教师陈旭麓说：“欧（元怀）、王（毓祥）两校长于危难之日，受校董会付托之重，出任正副校长，不以穷困易其操，不以简陋馁其气，奋二十年前创校之壮志，披荆斩棘，老而弥坚，本校乃得化险为夷，继闳讲舍于黔北。”终于，在1946年，欧元怀带着莘莘学子回到申江之畔，继续大夏的征途。

    从欧元怀接任大夏校长开始，到大夏与其他学校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的1951年止，多年来他苦心经营，大夏大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初创时，仅有厦门大学追随的百余名学生，到1949年春季学生人数已增至3000多人，成为文、理、工、商、法等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这完全是以欧元怀为核心的大夏大学创始团队苦干出来的。欧元怀说：“大夏精神是‘苦干实干’，是‘自强不息’，是‘师生合作’，这三句话交织成一个答案，是它永远在进步。无论物质与精神，我们都要操之在我，向前迈进。”

    1951年，高校院系调整。大夏大学绝大部分院系并入新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土木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政治、法律、经济、会计等系大部分并入复旦大学，小部分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校址设在大夏大学原址。

    苏子说：“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欧元怀再也不用苦心经营了，大夏大学走进了另一段历史……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