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

    托多罗夫是法国文艺理论家，在《濒危的文学》这本书里他反思了法国文学教育的弊病，指出了文学的危机。本文主要是说文学的价值。文学的意义在于建立人与世界之间的关联，让人通过文学作品实现共情，寻找赋予生命意义的东西，扩大自身对世界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最重要的是作品本身。而作者批判的那种在中学文学教育中过多引入文艺理论的方法和结论，不关注作品本身的倾向，国内的文学教育似乎也有，阅读此文，或许会对相关问题有更深的思考。（杨赢）

    文学的作用很多。当我们深度沮丧之时，它向我们伸出援手，把我们带向周围的其他人，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帮助我们活下去。这不就意味着它首先是疗救灵魂的技术；然而，作为世界的展现，它同时能够从内在方面改造我们每一个人。文学有一种待发挥的活力；但是为此就必须在更宽广更强大的意义上理解文学。直到19世纪末的欧洲，这种意义曾经占据上风，但是后来被边缘化。而今天则是一种荒诞地缩小了的文学观念节节胜利。普通读者继续在其所读作品中寻找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东西，他有理由反对就文学讲文学或教人失望的教授、批评家和作家们。如果这位普通读者不在理，那么阅读注定会昙花一现。

    就像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一样，文学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思想和知识。文学所期求理解的现实，是非常简单的人类经验（但同时，再也没有什么比之更复杂）。因此，人们可以说但丁或塞万提斯教给我们关于人类生存状况的东西，至少与伟大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同样多。他们之间不存在不可兼容之处。这就是文学的“共同体”；但是它也有一些“特别的差异”。前面我们刚看到过，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就像浪漫时代的思想家一样，他们都想分辨“共同体”和“差异点”；让我们用其他方面对上述各点做些补充，重新捡拾他们的启示。

    一个首要的区别将特殊与普遍、个体与共体区别开来。不论是通过诗人的独白，还是经由小说叙述，文学让个别经验复活；哲学则操作概念。一个保护的是丰富而多样的经历；另一个看好的是便于形成普遍规律的抽象。这就是那个使某个文本或多或少易于吸收的东西。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可以被不计其数的来自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的读者阅读与理解；对同一小说或主题所作的哲学评论，只有对习惯于阅读此类文章的人才能够企及。然而，对于理解这些作品的人来说，哲学家的言论有明确提出建议的优势，可是小说人物和诗人隐喻所展现的波折则很适于多种多样的解说。

    作家在形象地表达一个对象、一个事件、一个特点之时，并不强迫人们接受一个论点，而是激发读者去形成这个论点：与其说作者强加，不如说他在建议，他给读者以自由，同时激励读者变得更加活跃。通过调动词汇的使用，求助于故事、例证和具体景况，作品产生意义震颤，开动了我们的象征阐发机制，唤醒我们的联想能力，在初始触发之后，引起长久的冲击波运动。诗人的真实和世上其他表达的真实并不企求具有与科学真实同样的魅力，为了得到认可，诗人的真实需要当今和未来许多人的赞同；实际上，公众的认同是唯一能使“我爱这部作品”与“这部作品讲的是真的”之间的通道合法化。反之，追求对应性真实和自我表现为一种肯定的学者话语，可以屈从于——被否决或（暂时）被肯定的当下验证。我们没有必要等待好多个世纪，没有必要询问所有国家的所有读者，去了解作者说的是否真实。过激的论证需要反论证：人们介入一种理性的辩论，而不是一直停顿于崇尚和幻想之中。这个文本的读者可以少冒一些将诱惑与正确混淆的危险。

    从启蒙运动以来，我们认为人的使命要求学会自我思想，而不要满足于在自己身旁找到现成的世界观。但是怎样才能做得到呢？在《爱弥儿》这部作品中，卢梭以否定性教育的方式指称这个学习过程，暗示让青年人远离书本，以便他能够避免模仿他人的见解。无论如何，人是能够以另外的方式想问题的，因为继承过来的观念，尤其是在当今，用不着靠书本在青年身上安营扎寨：电视早就做到这一点！他掌握的书籍反而可以帮助他脱离虚假的现象，解放其精神。文学在这方面可以起一个特殊的作用：与宗教的、道德的或政治的话语不同，文学不构成一个训诫体系；为了这个理由，文学避开了用之于清楚明白的论文方面的那些书报检查。对于我们所是的人类，同时也对于我们本身，所有不愉快的真实在文学作品中较之哲学或科学著作中，更容易得到表达和被理解。

    我们通过阅读一部小说扩大了对人类世界的理解，譬如纠正了我们的自我中心主义。术语问题不是首要的，只要人们接受世界与文学之间建立起的那种强有力的关系，接受文学与抽象思维相比的特殊贡献。此外，当一个文本讲述与主体世界不同的个人的世界之时，边界不是把推理文本与想象文本相区分，而是把推理文本与整个叙事话语相区别，不论这个文本是虚构性的，抑或真实性的：在这里，史学家、人种志学者、记者与小说家处于同一个方面。大家都参与到通向完整人性的一个步骤，即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的一个著名章节视之为通向同感的必不可少的一步：“将自己置于别人的位置来思考。”采纳其他现实的人或文学人物的观点来思想和感受，是通向普遍性的唯一方法，可让我们完成自己的使命。这就是为什么从《三剑客》到《哈里·波特》，必须以各种方法，包括职业批评家若非不屑、便是降低身段的方式来鼓励阅读：不仅是因为这些通俗读物使数以百万计的青少年走向阅读，而且因为这些读物促使青少年建构起了关于世界的最早的连贯的图像，我们深信，后来的阅读使这个图像更加丰富多彩。

    （选自茨维坦·托多罗夫《濒危的文学》，栾栋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