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时（1891-1953），字叔澄，民办教育家，曾任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武昌中华大学校长，著作有《中山先生教育思想述要》《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等。

    1937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到中华大学演讲，他说：“我和陈校长相比，自愧不如：办南开，我只是出点力。陈校长办中华，既出力，又出钱。我在北方……想到中华，就想到陈校长，中华大学有恽代英，南开大学有周恩来，这都是杰出的人才，是我们两校的光荣！我们两校有许多共同点，正如陈校长所说，中华、南开是亲如姊妹。”这位让张伯苓如此盛赞的陈校长，就是在风雨飘摇、国将不国的年代里出人意料地毁家办学，创立了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的陈时。

    1891年，陈时生于湖北省黄陂一个开明的仕宦之家。其父陈宣恺是清末举人，曾任湖北蕲州学官、湖北参议员等职。在父亲的资助下，年仅16岁的陈时赴日留学，先后就读于庆应大学、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宏文学院学习，并获庆应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但是，即便是如此开明的家庭，也被陈时20岁时作出的决定震惊了。

    1911年，陈时学成归国，他坚信“人才是国家的财富，教育是治国的根本”这一观点，想要效法福泽谕吉创办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但是，当时国立大学仅有北京大学一所，省立大学也只有山西大学和北洋大学，除去这3所学校，就是外国人办的几所教会学校。在旧中国，想不依靠军阀和洋人，仅靠自身力量办一所大学几乎是天方夜谭。但是，陈时通过反复说服甚至采取长跪不起、以死明志等方式，终于让父亲相信儿子要做的是教育救国的伟业。于是，陈家变卖家产，先后捐田产200石、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家藏书3000余册，支持陈时办学。

    1912年，陈家创办的中华大学开学，男女兼收，招收学生700余人。这所大学不仅开创了私人办大学的先河，而且开创了湖北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陈时也以中华大学为试验田，逐步落实自己的教育理念，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

    陈时治校，首重校风。为培养良好校风，他不仅倡导“爱国爱校”的理念，而且明确提出了“成德、达才、独立、进取”的八字校训，表明对学生的期望和要求。在校训的指引下，在校风的熏陶中，中华大学的学生不仅思维灵活，而且基础扎实，还具有很强的活动能力。于是，在口碑效应下，尽管社会动荡不安且学校经费短缺，中华大学还是吸引了众多优秀青年到校学习。

    在教学管理方面，陈时按照现代教育理念办学，在学校实行学分制。中华大学的一年级设置了44学分，二年级40学分，三年级36学分，四年级32学分，修满152学分即可本科毕业。这种办法给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考虑到社会所需，为了保障学习科目的实用性，学校在专业设置方面除开设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系、教育学系、师范专修科外，还开设了法律、数学、物理、化学、农艺、经济、会计、工商管理等系，培养了大批国家急需人才。

    在学生培养方面，陈时总是积极鼓励，大胆给予学生锻炼和展现的机会，并且能够慧眼识人、重用人才。例如，恽代英于1913年考入中华大学预科，次年转入哲学系，便在全国著名的《东方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崭露头角。到1917年时，陈时便主动邀约，全权委托恽代英主办在全国有相当影响的学术刊物《光华学报》，甚至说：“只要恽代英同意应聘，所有要求，均可允许。”

    在师资建设方面，陈时兼容并包、唯才是举，博采各家之长，广招四方名士。他聘任教师，不但不考虑学派上的差别，也不论政派上有什么不同。在他聘请过的教师中，既有董必武、黄负生、施洋等，也有余家菊、陈启天、罗家淦等。此外，他非常注意聘任由名校派出的留学生且学业优异者到校任教，如邹昌炽、严士佳等人。他还经常邀请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马寅初、杜威、泰戈尔等中外著名思想家和学者来校讲学。在陈时的积极举措下，中华大学思想活跃，学术氛围浓厚，吸引了众多优秀青年，成为武昌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其实，陈时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远远不限于高等教育。他非常支持教育平民化，发起组织湖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积极参与平民教育活动，还参加了平民教育大游行。与此同时，他积极推动职业教育，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指导下，针对社会需要举办了多种形式的培训，使中华大学成为湖北职业教育的中心。

    在办学一事上，陈时曾说：“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他一生矢志教育，不恋官禄，始终坚持独立办学、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办学方针，培养出恽代英、林育南等一批著名革命英才，被周恩来称为“清苦的教育家”，赢得了学生和后人的尊重与敬仰。

    （作者单位系北京敬德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