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卡尔维诺对阅读经典的呼吁，列维·斯特劳斯说得更加平实：“今人已无法与古人直接交谈，因而不能通过聆听循循善诱的言说，来接受其教诲和点拨；同时人们也不知道，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是否还能产生他所说的‘最伟大的心灵’，即使能产生，又有几人能幸运地与之在课堂或现实中相遇。好在‘最伟大的心灵’的言说是向今人敞开的，人们可以也只能与那些心灵在其智慧的结晶——‘伟大的书’中相遇。”经典对人成长的价值毋庸置疑，其实能让我们获得教益的又岂止经典之作。

    流行作品，通向经典的引路者

    2007年，我念大二。在一节古代文学课上，我第一次知道了木心。

    彼时，授课的杨无锐先生在谈及“演员”与“看客”的关系时，引用了木心的一段话：“人家总在乎谁在台上演，演得如何。我却注意台下是些什么人，为这些人，值不值得演——因此我始终难成演员。无论由谁看，都愿上台演——我不做这样演员的看客。无论由谁演，都愿在台下看——我不会对这样的观众演出。”许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段话出自木心的《素履之往》。

    赵翼的《瓯北诗话》曾叙述刘希夷、宋之问《代悲白头翁》之公案：“‘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此刘希夷诗，无甚奇警，乃宋之问乞之不得，至以计杀之，何也？盖此等句，人人意中所有，却未有人道出；一经说出，便人人如其意之所欲出，而易于流播，遂足传当时而名后世。”木心所言，看似“平平无奇”，但于我而言，属于一直以来“意中所有”，却从未有人对我道出，更不必说自己组织语言表达出来。读木心之书，无论是《琼美卡随想录》《鱼丽之宴》《哥伦比亚的倒影》，还是《西班牙三棵树》《云雀叫了一整天》……总是惊叹于他这种“令人哑口无言的精辟”。

    在我的眼中，木心是一个乱世的佳人。读他的书，似乎也被他读了，幸甚，幸甚。

    作为中文系毕业的人，每当被问起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是什么，脑海中总能浮现许多书的名字，但能用到“最”字的未必是思想性或艺术技巧，甚至文学史上影响力大的作品，更多的是偏爱。我所偏爱的是白先勇的《台北人》。第一次听说这部小说集是刚上初中的时候，那时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出版界和文学界倡议评选出“百年百部优秀中文小说”，当时新华书店一楼的“C位”也多被这百部作品占据。在琳琅满目的书架上，“台北人”三个字吸引了我的目光。那座与大陆只隔了浅浅海峡的小岛上，究竟生活着怎样一群人，她为何会让余光中的乡愁从“船票”变成“坟墓”……当时年少，尽管许多内容都只是略懂一二，但故事里主人公的命运和遭遇却牵动我心。之后又反复拾起重读，心生诸多感慨，似乎比当年更能理解小说的主旨、作者的苦心。浮生若梦，过去与现在早已相隔甚远。

    苏北口音、桂林米粉、苏州竹子牌……小说中的每个人无不努力维系着自己的大陆梦。可是，旧人在老去，新人却不懂旧人梦。卢先生变了，小朱青丰腴了，蓝田玉老了，永远不老的尹雪艳却像幽暗的死神一般看着身边的人老去、死亡……今昔对照，人的今昔映照着环境的今昔。

    米兰·昆德拉在《不朽》中说：“我们的身上有一部分东西始终生活在时间之外，也许我们只有在特定的时刻——大部分是没有年龄的时刻——才意识到自己的年龄。”我们身上的器官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老化，面容会被时间摧毁，年轻时的理想和激情会被时间磨损。《台北人》里的人物，像是被活生生截成了两半，一半是“过去”，代表着“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一半是“现在”，代表着“年老、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绝望、丑、现实与死亡”。过去在这些“台北人”眼里，就像是虚梦一场，“夜半来，天明去”，只留下个混沌的现在。

    在港台通俗小说世界里，不得不提的还有《金庸全集》。最开始读金庸的时候正念小学五年级，那时刚赶上“女看琼瑶，男读金庸”的时代尾巴。可“侠肝义胆，锄奸刑恶”对我这从小生长于部队大院的人来说更有吸引力。琼瑶小说中，爱情大约是不缺的，只是武功方面想看到“赵客吴钩”“公孙剑器”却不容易。并非说没有“打”，但顶多是花拳绣腿之间的厮打，与“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任侠之举不可同日而语。爱情、武功“两相宜”的金庸，自然成了我的“心头好”。

    当初，对于金庸到底是高雅还是低俗的讨论正如火如荼。爱之者，奉如珍宝；恨之者，视若敝屣。看到这些争论，我不禁想，《红楼梦》《西厢记》在诞生之初是什么地位？《基督山伯爵》如今摆在“世界名著”的架子上，当年不也是“通俗读物”的一种？甚至“小说”本身，在传统的中国文学视界中都称不上是“大道”，而如今呢？时代在变，评价的标准也在变。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总结说，金庸小说内容的三大支柱是“义”“武”“情”，我看就很到位。金庸写小说的那管笔，也写了几十年的《明报》社评，江湖之远和庙堂之高，有时也并没有太大的分别。

    经典之作，塑造灵魂的奠基者

    武侠小说读多了，便不能不思考“侠”的精神是什么，所以我读《史记》是从《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开始。这里记录的侠士或是“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或是“时扞当世之文罔”“窃杀生之权”，不见得有什么武功。“以任侠显诸侯”，靠的是气节而不是勇力，郭解、原涉“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也都是他人代劳，未知本人武艺高低。可见在司马迁看来，任侠并不一定需要“武功高超”。“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真正的大侠可以是手执干戈的武士，也可以是峨冠博带的书生。

    《史记·孔子世家》记录孔子困于陈蔡之事，“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按照子路的逻辑推理下去，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家是君子，那就不该有“穷”。于是孔子告诉子路，当你遇到困窘，受到挫折，不见得都是你的责任。如果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哪里会出现比干剖心、屈原放逐的悲剧呢？除了自身，有些外界的因素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这也部分反映出司马迁自己对于个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认知——人事之外，还有天。难道因为有不可掌控的因素，有“天”，我们就随波逐流、随势浮沉吗？作为一个人，真的是一定要被这个社会接纳才是我们的光荣吗？如果在某些时期，这个社会的运作模式与运作方法是你不能认同的，如果用更高的标准衡量它是有问题、有缺憾的，你为什么要让这个社会同意、认同你呢？你应该努力改变这个社会，或者至少独善其身。司马迁借孔子，借他的良史之笔提醒我们：作为一个人，在追求理想的路上遇到误解，感到委屈，承受孤独，这是荣耀而不是耻辱。

    由此，《论语》更是我每年必定拿出来重温的书目，从它里面我们能看到更真实的孔子，能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等告诫中树立做人的底线，更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论语》所有的注释本里，我觉得最好的是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再参以北大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真是再好不过的消夏读物。

    2010年6月，正式毕业离校的前几天，在学院偶然碰到杨无锐老师。他知道我已经收到复旦大学古籍所的研究生录取通知，就对我说：“《六臣注文选》或者《杜诗详注》，择一精读，将来不管做什么题目都有根基。”

    小时候都爱李白，“潦倒新停浊酒杯”怎比得上“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饭颗山上“总为从前作诗苦”的杜甫尚且崇拜长安市上“斗酒诗百篇”的李白，更何况我辈胸中无文之人。到复旦之后，虽遵师嘱买了一套中华书局版的《杜诗详注》，但却极少翻阅。簇新的每一张书页上仿佛都写着：“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

    南京大学教授许永璋说：“古今论杜者甚多，而知之者颇少，其全知、真知者尤少。”而仇兆鳌是以“深知杜者”隐然自负的，此刻重新拾起杨无锐老师10年前的教诲，希望还不算晚吧。

    2010年9月，研究生入学后在一次复旦中文系举办的讲座上，第一回碰见杨明老师。匆匆一面，即刻想到的就是“玉树美丰仪”“相看一笑温”，古人诚不欺我。杨明老师为本科生开设的《文心雕龙》精读课程我没有去上过，幸赖复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收录了杨明老师的这本《文心雕龙精读》，让我有机会得以私淑。

    在我国传统的著述史上，系统的理论著作一直比较稀缺。文史兼评的理论著作中，有三部最为有名：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幾的《史通》，以及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这其中，《文心雕龙》是每一个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读的著作。杨明老师在本书后记中转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甘阳的一段表述：“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特别需要掌握那些恒久不变的，具有经典价值的基本内容，而不是对知识的变化紧追不舍……只有真正阅读经典文本才能体会其中的意义。”按照邓正来先生的说法，《文心雕龙》这样的书是值得“一字不漏”地去读的。非如此，不足以“养成读书人的入门习惯”。

    说来惭愧，自从工作之后，除了教材、教参，已经许久没有像在念书时那样“一字不漏”地研读某一部书。虽总以“读书人”自许，但为文之时，既常常“贫于一字”，更不必说“富于万篇”。非不愿“吐纳珠玉”“卷舒风云”，实在是圣化风采，只在方册典坟，唯不在吾胸中，故而虽志足而言不文，虽情信而辞未巧。每念及此，便要立下“雄心壮志”：依着杨明老师的路径指引，将《文心雕龙》再精读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