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这场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展开的新的教育革命，改变了教育教学方式，确立了全新的教育管理制度框架，重塑了1700万教师的教育生活方式，改变了2.8亿学生的学习方式，甚至还在以更深的力量改变着国家的未来。

    当时间进入2021年，我们该以怎样的姿态回望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教育改革，为此我们特别访问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原领导班子成员刘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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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泛的社会大讨论“引发”了课程改革

    中国教师报：您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重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我们都知道，2001年6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印发，标志着新课改的启动，能介绍一下当时这个文件出台的背景吗？

    刘坚：启动课程改革要从一场大讨论说起。1997年《北京文学》以“忧思中国语文教育”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包括邹静之的《女儿的作业》、王丽的《我的语文教学手记》、薛毅的《文学教育的悲哀——一次演讲》，引发了全国语文教育大讨论。而我历时10年主持研究与实验的“21世纪中国数学教育展望——大众数学的理论与实践” 课题成果也引起了教育部和数学教育界的广泛关注，这都表明人们在自发寻求改革的突破口。

    其实早在1996年，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项目资金的支持下，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有关人员已经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及中央教科所的课程专家，对全国九年义务教育课程的实施状况展开调查。

    在现状调查分析、国际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参与课程改革准备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从1998年开始着手起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1999年1月，教育部成立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工作组”，由来自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地方行政和教研系统的课程、教学、心理、评价等方面的专家代表37人组成。专家组就基础教育课程目标、课程结构与设置、课程标准、考试、评价、实验区工作以及各门学科课程标准研制、综合课程设计、农村课程改革、课程政策重建等专题，先后召开上百次的研讨会，逐步形成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和《义务教育阶段课程设置方案（征求意见稿）》。同时，优先启动语文、数学、品德与生活三门学科课程标准的研制工作。

    2001年5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包括多位院士在内的“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专家审议会”。6月1日下午，新世纪的第一个儿童节，教育部党组全面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及《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和19个学科的课程标准（实验稿）， 并决定当年秋季开始实验。

    今天回顾这段历程，漫长而又自发的草根气息造就了良好的学术氛围，让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一线教师酝酿出共同的愿景，产生了一大批课程改革的灵魂人物；至今，他们仍以各种方式活跃在课程改革的舞台上，不是因为制度安排，而是出于同样的价值追求与使命担当——“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8月，我调到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分管课程改革，主要承担与新课程研制、实验和推广相关的组织与业务协调工作，这项工作一做就是14年。

    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的四大突破

    中国教师报：有人认为，本次课程改革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回望过去，您认为本次课改在组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方面取得了哪些突破？

    刘坚：在我看来，新一轮课程改革在组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方面，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其一，组建课程标准研制专家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过去都是由国家教育行政机关委托某个权威单位或某几位知名专家制定教学大纲，而本次课程改革实行招投标制，一轮隐名评审、两轮交流讨论，然后签订委托协议。这样的程序使一大批35-50岁的中青年专家有机会脱颖而出，担当新世纪国家课程文件的研制工作。

    其二，形成了课程标准开发的“中国范式”。过去，受委托的“教学大纲研制”专家组往往根据领导意图召开一些座谈会，在原有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直接修改形成文稿，报送行政审批。本轮课程改革，所有新组建的课程标准研制组，首先要带领全组成员开展五项基础研究——现状调查、学科前沿、国际比较、学习规律、历史脉络等；在此基础上形成课程框架，最后才能进入课程标准文本的撰写、成稿阶段。

    其三，课程标准的咨询决策程序更加开放。由课程标准研制组撰写的课程标准不仅要向学术界征求意见，还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选择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10个地区向广大一线教师征集意见，更曾经委托上海现代教育研究所组织了67个大型国资、合资的企业界负责人听取意见，向民主党派征求意见，研制组必须对征集的每一条意见认真研究，写明处理意见，存档备查。

    其四，课程标准研制组的组织文化有了历史性转变。这一轮课程改革过程中组建的42个专家组，不断倡导一种民主、平等、对话、协商的新型组织文化，提倡讨价还价式的交流与协商，鼓励不同观点之间的建设性对抗；同时明确：工作上遇到困难以“国家利益为重”，观点上有了争执以“学生发展为本”。

    现在看来，这些变化构成了一个国家开展课程政策研究必须遵循的程序文明与组织文化的核心内容，可以比较好地保证出台的课程标准是高质量、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

    万般艰难推课改

    中国教师报：课改启动了，文件颁布了，但并不意味着能被广泛理解和接受，在推进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您曾经碰到过哪些困难和挫折？

    刘坚：新课程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一直遭遇十分强大的反对声。其实早在新课程酝酿之初，我们就已经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挫折。当时我们拿着课程标准初稿征求意见时，质疑声同样不绝于耳。1999年5月，在南京举行的华东区征求意见会上，已故知名数学教育前辈马明先生当时语重心长地对与会者说，只要我们承认现行的数学教学大纲存在20%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容忍新研制的课程标准有20%的不足呢？

    1999年11月，研制组内围绕平面几何的有关内容到底如何处理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双方相持不下。适逢一个全国性的数学教学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们连夜把不同方案形成摘要打印了100份，希望向与会者征求意见，结果第二天一早赶到会场时却遭到会议主办者的拒绝，我们只好像当年地下党散发传单一样，在会场外向与会者发放征求意见资料。

    这只是两个小插曲，更大的困难在课改启动之后。2005年两会期间，多名科学家背景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立即停止数学课程标准的实验工作，有关提案人对《光明日报》《数学通报》等媒体呼吁：数学课程标准破坏了上千年的数学体系，教师不好教、学生不好学，数学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2006年，随着高中课程改革首批实验区广东、山东、海南、宁夏等4个省份高考改革新方案的出台，百分制与等级制、综合素质评价与日常学习结果如何纳入高校招生体制等话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就连《人民日报》教育组组长也不得不面对新闻稿中“考纲与课标的关系，考试中心的负责人和课程中心的负责人各执一词”这一描述表示疑惑：党报到底该如何处理？

    2010年前后，对新课程的批评声再次升级。恰如2020年秋发生在南京某学校的事件，校长被围攻，学生家长“无中生有”地质疑学校升学率下降，甚至无理要求学校承诺必须通过加班加点提高考试成绩。

    中国教师报：我们发现，在一些地方和学校，只要成绩稍微有所波动，大家就会把板子打在课改身上，您怎么看待新课程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与论争？

    刘坚：前些年围绕课程改革的讨论，出现了不同的甚至是反对的声音，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凸显了学术繁荣。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是否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程序，使得关系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无论是研制还是实施，不再由少数人说了算；同时确保国家每5-10年就要对课程及实施状况进行一次全面的调研和评估，建立起课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我们的政府、学术界、媒体如何共建平等沟通、协商对话的学术文化？这不仅是本次课程改革的核心追求，对于国家振兴、民族进步、学术繁荣和个人健康成长都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

    围绕新课程的论争不断考验着各方面的智慧与神经，迫使人们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面对各种质疑与反对的声音，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能否真正遵循民主、开放、科学的原则，理性地面对并作出科学的判断？

    说一段插曲，2007年应苹果公司邀请，我带队考察美国信息技术在学校中的应用。缅因州州长辗转9小时飞抵加州，向我们介绍他是如果说服州议会同意拨专款持续支持缅因州所有7-8年级学生接受两年网络环境下的学习的。他坚持缅因州的教育必须进一步变革，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必须“让自己跑得再快些”，否则将会成为“一头饿死的狮子”“美国的下一代将会失去工作”“没有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