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都开始新课改。中国的基础教育也开始了第八次课改，历经20年的改革后实现了理念到实践的“软着陆”，取得了不少成果，让我们充满信心。

    课改要重视及时总结正面经验，也要吸取失败教训。基础教育改革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这样才可以避免因缺乏正确理论指导走弯路、走错路。教育学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

    教育学是培养人的学问，是一门古老的综合学科。从孔子开创“学校”2000多年以来，中国人对教育学有重大贡献。综合学科是指教育学从内在到外在以及从古至今都与科学、技术、哲学、艺术关系密切。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愤悱启发”“因材施教”，教育内容有“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学记》成为教育学的经典著作。

    《论语》里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现代心理学重点研究人的“知行情意”。“文行忠信”与“知行情意”几乎是一一对应的。中国古代不仅儒家对教育学有重要贡献，道家、墨家、法家等都有特殊贡献。我们要领悟老子在《道德经》里阐释的哲学方法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近代西方教育学的经典著作是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这本书的基本原理就是“遵循自然”。进行新课改我们不能忘记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学的积极意义。

    例如，语文、数学是基础教育中重要的两门学科。孔子主张“诗教”。《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有许多经典名篇，成为基础教育语文教材的重要内容之一。刘徽注释的《九章算术》，唐代总结的《算经十书》，特别是宋代秦九韶撰写的《数书九章》，提出和解决了81个问题，将天文、气象、农业、建筑、工程、商贸、军事等问题与数学紧密联系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时髦的STEM教育的古代原型。我们理应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人启新篇。

    教育学又是一门非常前沿的综合学科。人是在社会中的人，人是复杂系统，社会也是复杂系统。解决复杂系统的问题，人类至今还没有找到有效可靠的解决方法。当代人们看到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技术基础的人工智能，大大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人工智能是由人教会机器学习，帮助人类更好解决问题。人工智能发展的理论基础是“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统称“系统科学”。但从根本上看，开发人的智能是开发机器智能的前提条件。培养人比“培养”机器更为重要。

    在教育学这门综合学科中，与课改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有“三论”：课程论、教材论、教学论。“课程论”研究的对象包括：学科课程、跨学科课程（综合课程）、活动课程、隐形课程（潜在课程）；“教材论”研究的对象包括：国本教材、地本教材、校本教材、自选教材；“教学论”研究的对象包括：教师主导型教学、学生自主型教学、师生互动型教学、合作探究型教学，等等。在课改实践中，试图以一种教育理念和模式为中心解决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

    课程论、教材论、教学论是相对独立、相互联系的；同时，交叉跨界，形成整体。课程论的视野是针对整体，比较宏观，是顶层设计；教材论的视野是针对群体，比较中观，是“文本选编”；教学论的视野是针对个体，比较微观，要因材施教。在21世纪的课改20年中，世界各国都没有很好地将课程论、教材论、教学论整合起来，系统、辩证地加以应用。

    课程研究、教材研究、教学研究是三种不同的教育专家和教师群体的研究对象。这三种研究对象与三种专家和教师群体的集合“有交集”，但不可能是完全重合的。我坚信，相对独立地研究课程论、教材论、教学论，同时又将三者整合起来，才有利于教育学的发展，才有利于更加有成效的课改。这是课改应当吸取的经验，也是未来20年课改应当努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课程论的理论基础是“知识论”；教材论的理论基础是“认识论”；教学论的理论基础是“智慧论”。智慧包容知识、能力、洞察、爱心、信心。教师不仅需要有知识、有能力，更需要有直觉的洞察以及爱心和信心。我坚信：机器可以有智能，但是不可能有智慧。知识论、认识论、智慧论同样需要“三论”整合。理论基础的深度创新研究非常必要。“三论”整合的研究方法是：搜拣古今，领悟模式构建；纵横中外，比较取长补短。

    当代教育学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让我们知道了认识论不仅要研究发生认识论、发展认识论、一般认识论、特殊认识论，还要研究学科认识论、跨学科认识论以及智能科学前沿正在研究的“人机融合的认识论”。钱学森先生提出“大成智慧学”，是一个科学的、前瞻性的学术贡献，为“智慧论”的研究揭开序幕。基础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意义重大，基础理论有突破方能促进创新。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