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案例，我无限同情朱老师，更对学校制定如此举报制度颇为愤怒。我想，只要稍有思考的教师都看得出来，如此制度引发的是多么恶劣的后果：为了赢过其他班级，学生不为改善自己班级的卫生状况而努力，而是以举报其他班级的漏洞为荣；学生为获得班级的荣誉可以不诚信；诚信的学生被指责孤立……难怪朱老师觉得处理不妥。其实有问题的不是班主任，而是学校的举报制度。

    制度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章程和行为准则，对人们的行为具有规范和引导作用，它的本质属性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学校制度在具有以上属性的同时，还应具有育人价值。从此种意义上说，举报制度应具有奖惩的导向价值，既能惩恶又能扬善。而案例中的举报制度负面价值太过明显，可谓制度中的“恶法”。

    “恶法”与“良法”相对，“良法”即制度应让为善者受到肯定，并继续为善，让为恶者不敢继续为恶，反之即为“恶法”。这一说法体现了制度的原则问题，即任何人都不能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用这样的定义审视案例，我们可以很明显发现举报制度的问题。

    一是制度的管理本位为上。学校制度代表着制定者的利益，我们可以想象学校管理部门如此规定的理由：班级卫生情况迅速改善；班级对班级进行监督，随时随地监控各班的卫生情况；促进班主任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更促进学生为班级荣誉而“努力”。但这些理由无不呈现一个初衷，那就是解决管理实效问题。为了卫生状况得以改善，罔顾制度对学生道德品行的破坏，管理价值取向的弊端不言而喻，教育价值取向荡然无存。案例中虽没有呈现制度实施后的效果，但我们从吴娜的举报行为可以猜测，这项制度是深入学生心中的，影响可见一斑。

    二是制度的“恶法”影响明显。案例中，举报者班级加分，被举报者班级扣分，看似奖惩有度，但是否会带来班级与班级之间的恶性竞争，产生无端举报，或是恶意破坏别的班级卫生情况的学生行为？制度不仅没有提高学生原有的道德水平，还破坏了学生原有的诚实和善良品行，这样的制度不是“恶法”是什么呢？“恶法”让为善者不得好报。学校对吴娜进行表扬，肯定了她的诚实，但朱老师迫于学生压力让举报者检查卫生，实质就是一种惩戒。吴娜因为举报，既被表扬又被惩戒，她自身就会呈现道德发展上的纠结和矛盾，这难道不是制度负面影响的体现吗？

    三是制度的惩戒对象泛化。学校管理部门为了体现班级管理的实效，常常是把班级荣誉与班主任的评价挂钩，此举报制度也是如出一辙。个别学生乱扔垃圾，惩戒于班级，这不仅不会改善学生的不良行为，还会导致学生的行为偏颇。譬如，学生因师生关系较差，就会以此报复班主任；学生为了班级获得好分数，就可能印发恶性竞争的不良行为。可见，制度的奖惩作用不仅要考虑管理实效，更要符合人际关系的伦理要求，否则制度不仅没有“止恶”，还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果。

    学校制度的根本目的是教育、引导学生具有良好行为，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为此，学校制度应该从管理本位、工具性价值中突围出来，彰显其育人价值。为此，制度的制定者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变和落实。

    一是制度以学生利益为本。学校制度具有约束学生行为的作用，但学校制度的目的除了约束，更要对学生行为和思想有所教育和引导。进一步说，制度也好管理也好，皆是手段，教育才是目的。一味强调学校的管理实效，基于学校管理部门的利益，就可能导致制度与学生之间的对立，导致制度停留在“止恶”的层面。学生于此并不能改善自己的行为，甚至会带来行为与认知的困惑。

    以学生利益为上，学校制度应进行合理性论证，考虑制度是否契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是否合乎学生发展的伦理诉求，是否能对学生的成长具有指导性价值。好的制度应该让学生知道什么是错，同时也能引导他们解决自身的问题。一切为了学生，应该是学校制度制定的应有原则。

    二是制度应以“良法”价值为上。“良法”最大的表现就是让为善者获得好报，并继续自己的善举。案例中，举报制度的最大问题就是让举报者产生行为的两难。吴娜受到学校的表扬，是因为行使了举报的权利。受到同学质疑，是因为举报了自己的班级。虽然其诚信品质无错，但此举会带来吴娜与其他学生的人际障碍，产生习得性无助的结果。为此，学校管理部门在进行制度合理性论证的时候，应关注制度的适切性问题。举报制度有其价值，但对学校来说弊端实在太多，“小密探”之类的设置早已被众多教育者诟病，举报制度无疑是其又一翻版。社会举报制度的运用尚且对举报者进行一定的保护，学校还公然对其表扬，使其处于众多学生的对立面，吴娜能够坚持自己的诚信品质已然是值得商榷的事了。为此，学校制度更应体现“良法”价值为上的原则，让善者获得为善的幸福，让行为偏颇者纠正自己的行为，获得正确的价值引导。

    三是制度建设应该公平合理。学校制度的目的在于彰显其教育价值，核心就是利于学生的身心和谐与人格完善。抛开管理本位，立足学生利益本位，那就要认识到制度的发展特点和公平问题。前者意味着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制定者有必要征询甚至需要教育对象的参与，如此，制度才能变成学生愿意遵守的约定，也才有基于他们发展的奖惩效果，才能引导学生的道德发展。后者需要制度内容适切、程序公正，为此学校应确保制度维护学生的利益，让不同的人得到不同的对待，而非为了制度的实效采用一刀切或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方式，让学生因为制度而束手无措，甚至带来负面影响。许多学校目前都采用调研、征询以及问卷等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制度内容的论证，并借助学生会以及学生代表大会等形式让学生参政议政，使得制度能在制定伊始就发挥学生的民主参与意识和协商能力，最大程度保证自身的合理合法，最终利于学生内在德行的发展。

    “良法”还是“恶法”，这种探究很有意义。很多时候，好人不能或不敢为善，很大原因是缺少保证他们获得好报的机制。让学生在学校环境中感受制度的作用，并能在“良法”的影响下发展自己的道德认知，这理应是学校制定制度时应有的意识，并把这种意识变成影响学生社会化发展的力量。为此，关于制度的思考及做法还值得教育者更多的努力。

    （蒋凌雪，上海市中国中学班主任，正高级教师，上海市十佳班主任，徐汇区高中优秀班主任工作坊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