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影像范源濂:推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先驱

首页 > 教育新闻 > 教育新闻阅读/2021-01-13 / 加入收藏 / 阅读 [打印]

    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教育部次长、中华书局总编辑部部长、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南开大学董事、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等职,著有《学生与政治》《说新教育之弊》《论教育当注重训练》等。

    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位年轻人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他有感于日本因推行教育制度而臻于强大,痛惜于中国暮气沉沉日渐衰落。于是,他坚定信念,决心教育救国。这位年轻人就是范源濂。

    范源濂幼时接受传统教育,谨行儒家礼仪;少年时为时风所动,投考时务学堂,成为梁启超的得意弟子;之后,他赴东洋留学,就读于东京大同学校、东亚商业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学成归国时,又得到考察大员严修等人的推荐,被清政府学部任命为学部主事。中华民国成立后,他三任教育总长,还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并积极建设中国的新教育制度,创立中国近代教育理论。可以说,范源濂是清末民初时期教育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范源濂从事教育行业的主要目的与当时许多有志之士一样,都是为了教育救国。他曾对蔡锷等人表示,起义“不是根本之计”“要救中国,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普及现代教育,非先以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想教育国民不可,如果我同胞都具有现代文明素养,懂得爱国,知道怎样爱国,知道怎样维护和发挥自己的民主权利,以监督政府,推动社会进步,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不愁不富强了”。所以,他提出的教育主张、制定的教育政策都以救国为最终目的。例如他主张振兴国民尚武的精神,强健体魄,革除文弱积习,以此达到全民皆兵的效果,从而提高国家实力、保卫国家。

    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范源濂主张优先发展普通教育。他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看得很透彻:中国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主要目的在于考取人才做官,全然不顾及国民的普通教育。在他看来,普通教育的功能在于从多种方面活动人的各种机能,从而促成全体的均衡发展,表面上看涉及的方面较多,但“查其内蕴,实足以统合学子之身心,而付以调和均齐之效益”。所以,他主张“今之学校,必由普通而进习专业”。为此,他颁布《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具体规定了中小学校的目的任务、入学条件、课程设置、领导管理等内容。

    为促进普通教育的发展,范源濂大力倡导义务教育。1912年9月,他以民国教育部名义颁布《学校系统令》即“壬子学制”,此令和随后陆续颁布的各类学校令及补充令共同构成“壬子癸卯学制”,该学制明确规定了初等小学校(4年)为义务教育。他指出,义务教育是国民必须接受的教育即强迫教育,重点体现在3个方面:“儿童之父母或其监护人有使儿童就学之义务;地方公共团体有筹款设学收容其他学龄儿童就学之义务;儿童者苟非疯癫白痴残废不具,在学龄期内即有就学之义务也。”也就是说,教育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而不仅仅是受教育者享有的权利,同时也是家庭、学校和受教育者所应共同承担的义务。

    此外,受当时“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范源濂主张大力发展实业教育。针对当时国内学人不屑学习工业技术的现象,他提出“使人人有独立自营之能力”的观点,主张加强实业界与教育界之间的联系,因为只有学校的教学目的、课程设置、教学教法、设备设施适应实业界的用途,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满足实业界的需求。与此同时,范源濂还深刻认识到:国家富强,必须发展实业;而发展实业,必须振兴科学。因此,他把科学教育作为发展实业的关键。他主张的科学教育包括:一是教授科学,二是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教育

    不论是推进实业教育、科学教育,还是发展义务教育、普通教育,范源濂都目睹了制约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师资奇缺。为此,他竭力主张整顿师范教育。他指出“我国兴学之始,有最大之缺失焉,及未能致主力以备师资是也”。他认为,国内发展教育应“首重师范之养成,以正本清源”。所以,范源濂始终对教师寄予厚望,认为“国之存亡,视乎学之兴废,而能致学之兴废者,仍莫若教师之自身也”。他希望教师能够自尊、好学、尽职,能够启迪后进、开通风气。因此,他把德行看作是师范生修养的基础,也看作是师范教育的重点。

    综观范源濂一生,他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教育工作中度过的。正是基于丰富的教育实践,他发表了大量的教育观点,提出了众多利国利民的教育主张。他的教育思想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应国家所需提出的,适合时代发展对教育改革的要求,因而能够极大地促进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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