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源濂（1875-1927），字静生，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教育部次长、中华书局总编辑部部长、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南开大学董事、北京图书馆代理馆长等职，著有《学生与政治》《说新教育之弊》《论教育当注重训练》等。

    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位年轻人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他有感于日本因推行教育制度而臻于强大，痛惜于中国暮气沉沉日渐衰落。于是，他坚定信念，决心教育救国。这位年轻人就是范源濂。

    范源濂幼时接受传统教育，谨行儒家礼仪；少年时为时风所动，投考时务学堂，成为梁启超的得意弟子；之后，他赴东洋留学，就读于东京大同学校、东亚商业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学成归国时，又得到考察大员严修等人的推荐，被清政府学部任命为学部主事。中华民国成立后，他三任教育总长，还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等职，并积极建设中国的新教育制度，创立中国近代教育理论。可以说，范源濂是清末民初时期教育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范源濂从事教育行业的主要目的与当时许多有志之士一样，都是为了教育救国。他曾对蔡锷等人表示，起义“不是根本之计”“要救中国，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普及现代教育，非先以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想教育国民不可，如果我同胞都具有现代文明素养，懂得爱国，知道怎样爱国，知道怎样维护和发挥自己的民主权利，以监督政府，推动社会进步，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不愁不富强了”。所以，他提出的教育主张、制定的教育政策都以救国为最终目的。例如他主张振兴国民尚武的精神，强健体魄，革除文弱积习，以此达到全民皆兵的效果，从而提高国家实力、保卫国家。

    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范源濂主张优先发展普通教育。他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看得很透彻：中国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主要目的在于考取人才做官，全然不顾及国民的普通教育。在他看来，普通教育的功能在于从多种方面活动人的各种机能，从而促成全体的均衡发展，表面上看涉及的方面较多，但“查其内蕴，实足以统合学子之身心，而付以调和均齐之效益”。所以，他主张“今之学校，必由普通而进习专业”。为此，他颁布《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具体规定了中小学校的目的任务、入学条件、课程设置、领导管理等内容。

    为促进普通教育的发展，范源濂大力倡导义务教育。1912年9月，他以民国教育部名义颁布《学校系统令》即“壬子学制”，此令和随后陆续颁布的各类学校令及补充令共同构成“壬子癸卯学制”，该学制明确规定了初等小学校（4年）为义务教育。他指出，义务教育是国民必须接受的教育即强迫教育，重点体现在3个方面：“儿童之父母或其监护人有使儿童就学之义务；地方公共团体有筹款设学收容其他学龄儿童就学之义务；儿童者苟非疯癫白痴残废不具，在学龄期内即有就学之义务也。”也就是说，教育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而不仅仅是受教育者享有的权利，同时也是家庭、学校和受教育者所应共同承担的义务。

    此外，受当时“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范源濂主张大力发展实业教育。针对当时国内学人不屑学习工业技术的现象，他提出“使人人有独立自营之能力”的观点，主张加强实业界与教育界之间的联系，因为只有学校的教学目的、课程设置、教学教法、设备设施适应实业界的用途，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满足实业界的需求。与此同时，范源濂还深刻认识到：国家富强，必须发展实业；而发展实业，必须振兴科学。因此，他把科学教育作为发展实业的关键。他主张的科学教育包括：一是教授科学，二是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教育。

    不论是推进实业教育、科学教育，还是发展义务教育、普通教育，范源濂都目睹了制约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师资奇缺。为此，他竭力主张整顿师范教育。他指出“我国兴学之始，有最大之缺失焉，及未能致主力以备师资是也”。他认为，国内发展教育应“首重师范之养成，以正本清源”。所以，范源濂始终对教师寄予厚望，认为“国之存亡，视乎学之兴废，而能致学之兴废者，仍莫若教师之自身也”。他希望教师能够自尊、好学、尽职，能够启迪后进、开通风气。因此，他把德行看作是师范生修养的基础，也看作是师范教育的重点。

    综观范源濂一生，他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教育工作中度过的。正是基于丰富的教育实践，他发表了大量的教育观点，提出了众多利国利民的教育主张。他的教育思想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应国家所需提出的，适合时代发展对教育改革的要求，因而能够极大地促进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