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伯韬（1907—1981），号白桃，著名教育家、编辑出版家、科普作家，曾任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山东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等职，著作有《小学教师工作手册》《陶行知生平及其学说》等。

    南京晓庄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上非常有名，因为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是大名鼎鼎的教育家陶行知。而鲜少有人知道，晓庄学校培养的学生也同样出名，例如戴伯韬。戴伯韬于1928年从晓庄学校毕业后，就一直追随陶行知从事教育和科学救国的实践活动，深受陶行知“生活教育”“科学下嫁”等思想的影响。

    在戴伯韬看来，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教育学生自觉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而奋斗”。因此，在国家处于战乱时，他把抗战救国作为教育的第一目标，而且注意到了教育的长远性，主张“儿童不但要参加艰苦困难的长期抗战生活，而且要成为创造新中国的小主人。在这伟大的时代之前，我们应该把儿童好好教育起来使他们可以担当这一伟大的任务”。而当国家处于和平时，他则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原则，主张“实验是科学之父”，希望通过编撰儿童读物，引导儿童观察生活、认识生活，增长生活知识，提高生活技能。

    在教学内容设置方面，戴伯韬主张切合实际，注重学习和实践的结合。在抗战时期，他要求学生“应该上抗战的课，读抗战的书”“学校的全部课程，都要为抗战而设，都要适合战时生活的需要”。他主张，要在民族解放的政治基础上组织教学内容，一切知识都要以民族解放的政治教育为中心。值得注意的是，他所主张的战时教育内容中，政治教育涉及的内容很广泛，包括对世界、中国、日本的认识，以及如何发动民众、从事全民抗战的经验、理论等。在安定时期，教学则要注意吸收“先进内容”，依据学生认知规律，调整教学内容，从而使教学顺序更合理，甚至可以适当降低知识难度，使学生学习更轻松。在这种情形下，教学内容是开放与动态的，教学过程是教师、学生、教材等因素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在课程、教材与教法方面，了解戴伯韬的人都知道，他总是将三者结合在一起论述教育问题。戴伯韬十分重视学校课程的研究，认为教材编撰应与课程研究同步，并要求教师在讲授新教材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在教法上谋求相应的改变。在教学方法方面，他主张注重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展特征，在教材编辑时选取适合他们学习和理解的材料，重视儿童的最近发展区。与此同时，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实践，以便提高儿童动手能力。他曾谈及课程改造的问题，认为“要教小孩子静坐在课堂里读‘大狗叫，小狗跳’，不但学生无趣，而且是一种浪费，是一种麻醉儿童的罪恶”。在戴伯韬看来，学校课程的改造最终要落实到教材的改造上，主张以生活教育的理念来编制儿童课程。他认为“学校课程不仅把各科教学内容和进程变成便于教学的体系，而且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一个蓝图，所以它是很重要的”。而课程编制最根本的要求是应按照既定的教育方针进行，“课程、教材是围绕这个目的要求来编制的，既要重视各科的系统性与连贯性，又要联系儿童生理、心理的发展，重视儿童的兴趣，重视指导学习方法，重视发展自学能力和思维能力”。

    此外，在讲究“中庸”和“明哲保身”的时代，戴伯韬对那些反对或者误解对儿童实施科学教育的人持批评态度。在他看来，这些人的儿童教育观念是迂腐的，正是受他们落后观念的影响，“许多天才的科学家，在他幼年的时代，已经被他的父母师长枪毙掉了”。因此，戴伯韬指出要扶助孩子研究科学，帮助孩子进行实验。

    综观戴伯韬的教育经历和教育著作人们能发现，他的教育理念不是空想，而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的教育思想是一个不断进步的体系，是根据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改进的。重读戴伯韬，或许能让教育工作者得到一些启示。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