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

    蒙田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他是出了名的“毒舌”，本文有些观点会让人看了不舒服，因为蒙田说得太直接，但刺耳的声音对理性的人是一种警醒。蒙田提醒我们：学习知识的目的、教授知识的目的不是获得知识，而是培养健全的判断力，获得心灵的康健，因而学究式地教授知识，不去影响人的心灵，这样的教育可能是僵化的。教育不应该仅仅教授知识，还应该培育心灵，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进行学习。将近600年前的蒙田就已经在提醒我们，而我们今天依然在努力实现，这不得不令人深思。（杨赢）

    我们学习只是让记忆装满，却让理解与意识空白。犹如鸟儿出去觅食，不尝一尝就衔了回来喂小鸟，我们的学究也从书本里搜集知识，只是挂在嘴边，然后吐出来不管被风吹往哪里。

    妙的是我这人本身何尝不是蠢事的例子。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不是也在做同样的事么？我从书籍中随时摘录我喜欢的警句名言，不是为了记住，我这人记性不好，而是为了用到这部书里，说实在的，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原文本里都不是我原创的。我相信，我们不是依靠过去的也不是依靠未来的，而是依靠现在的知识才做上个有学问的人。

    但是更糟的是，他们的学生和孩子都不以知识充实自己、营养自己；只是把知识辗转相传，唯一的目的是炫耀自己，娱乐大众，当作谈话资料。像一枚不流通的筹码除了计个数扔掉以外，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我们接受了他人的看法与学问，仅此而已。必须把这些看法与学问化为自己的。正像那个到邻居家去借火的人，看到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就留在那里烤火了，却忘了取火回家这件事。肚子里塞满了肉而不把它消化，不转化为自身的养料，不健壮体格，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我们让自己使劲靠着人家的胳膊走路，也耗尽了自己的力气。我要武装自己去克服死亡的恐惧吗？去向塞涅卡讨教。我要为自己或为别人找些安慰话吗？去向西塞罗讨教。我若早已融会贯通，就不用向谁讨教了。我不喜欢这种时时求助于人的依赖性。

    第欧根尼嘲笑语法学家，他们只关心打听尤利西斯的毛病，而不知道自己的毛病；音乐家调谐自己的笛声，却不会调谐自己的习惯；演说家头头是道讲正义，却不会贯彻正义。

    如果我们的心灵不走向健康，如果我们的判断力不改进，我宁可让学生打网球消磨时间；至少身体可以更矫健。看看他从那里学了十五六年回来，没有什么是用得上的。在他身上多了的只是，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后使他比离家前更神气与尖刻。他原该带回一个充实的心灵，而今却是虚空的；没有茁壮长大，只是浮肿虚胖。

    这样的教书先生，就像柏拉图说的诡辩学家——他们的叔伯兄弟——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一切人中对人类最有用的人，其实是一切人中唯有他们不把人家交付的工作，像木匠、泥瓦匠那样做好，反而做坏，还要对他们做坏的事付报酬。

    这类学究遍布各地，谁对他们仔细观察，就会像我一样发现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懂自己说什么，也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他们记的事很多，判断力很差，莫不是他们这方面就是天生与众不同。

    一个人不学善良做人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对他都是有害的。但是我刚才寻求的理由也来自下列事实：在法国，学习除了谋利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目的。除非那些人生来可以去从事比营利更高尚的工作，他们就是做学问也往往时间很短，还没有感到兴趣，就抽身去做跟书本毫无关系的工作。一般说来，留下来全心全意做学问的，只是那些贫寒出身的人，也只是寻求谋生手段而已。

    这类人的心灵出于本性、家庭教育和不良影响，不能得到学问的真谛。因为学问不会给漆黑一团的心灵带来光明，就像不能使盲人看到东西；学习的职责不是给他提供视力，而是调整视力，如像一个人必须有了挺直有力的腿脚，才可以训练他的步伐。

    知识是良药，但是不管什么良药因药罐保存的质量差，都会变质失效。一个人可以看得清，不一定看得准，从而看到好事不去做，学到知识不会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主要条例，按照公民的天性分配工作。天性能做一切，一切也由天性去做。脚跛的人不宜做体力运动，心灵跛的人不宜做智力运动；恶劣与庸俗的人不配学哲学。看到一人脚上穿双破鞋，我们就会说他是鞋匠谁都不会奇怪。同样经验好像也在告诉我们，与常人相比，经常还是医生不好好服药，神学家不好好忏悔，学者不好好充实自己。

    波斯人的教学方式是向学生提问，对人及其行为做出判断；他们对这个人或这件事进行谴责和赞扬时，必须用理由说明自己的说法，通过这个方法共同提高认识，学习法律。

    在色诺芬的书里，曼达娜要居鲁士说一说最后一课书的内容，居鲁士说：“在我们学校有一个大男孩，穿了一件小衣服，脱下给了他的一个小个子同伴，再去脱下小个子身上穿的较大的衣服。我们的教师要我给这场争吵评评理，我说事情这样很好，两个人穿了好像都感到更舒服；他教育我说我做错了，因为我只是考虑舒服，首先应该考虑公正，公正要求谁都不可以强求属于他人的东西。”他还说他为此挨了鞭子抽，就像我们在村子里忘了背希腊语“我打”的不定过去时规则。

    我的教师引经据典用“褒贬法”训了我一通，然后要我相信他的学校不逊于那所学校。他们要走捷径，但是知识是这样的，即使走直线去获得，也只能教我们学到谨慎、清廉和坚定，他们愿意一开始就让儿童接触实际，不是用道听途说的事来教育他们，而是用行动实验来教育他们，不仅用箴言警句，主要还运用实例与实践，生动活泼地培养和塑造他们，使这一切不是只记在心灵上，就是他们的思维与习惯；不单是后天养成的，还是先天具备的资质。对这个问题，有人问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他主张孩子应该学习什么，他回答说：“学习他成了大人以后该做的事。”难怪这样的教育产生那么卓越的成果。

    （选自蒙田《蒙田随笔》，马振骋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