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30日傍晚，一列绿皮火车疲惫地停靠在新疆乌鲁木齐盐湖站，粗重的喘息声回荡在天际。这辆火车上载着50多位北京师范大学的“进疆大军”，个子矮小的徐福绵就在其中。

    终于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了！每个青年人的心中都鼓动起剧烈的节奏。徐福绵的心情有兴奋，也有沉重：他是有问题需要改造的人，尽管他热忱地想献身新疆的教育事业，但在别人眼中，他不配，所以他更多的时候只能报以沉默。

    到了乌鲁木齐后，徐福绵婉拒了同行的负责人张惠芳让他留在乌鲁木齐的建议，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南下的大卡车，向南走了1500公里，翻越雄伟壮丽的天山，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来到了终点站——喀什。

    徐福绵老师回忆说，一下车，双脚就被黄土埋了。那里常有沙尘暴，漫天的土色，满目的黄色，有时甚至是红色的，遮天蔽日。在同学刘玉珀的帮助下，本来可能分到和田甚至塔什库尔干的徐福绵就留在了喀什二中。从此，他与这所学校、与新疆的教育结下了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

    冯登先是一位有眼光、有境界的好校长，他很快发现徐福绵是个教书的好料。徐福绵也很快忘记了在北京所遭受的不公平和冤枉，在狭小的教室里，在三尺讲台上，他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才华。

    1964年，社教运动开始，凡是被划为“反坏右”分子的一律遣返农村。副校长说：“徐福绵必须放到农村去！”冯校长沉着脸，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更要看党的需要。你们要能找到一个比他教书好的，我就让他到农村去。”在冯校长的保护下，徐福绵得以继续站在讲台上。

    时任新疆教育厅厅长张帆问：“冯登先，你是怎么打造这么好的学校的？”冯登先答：“靠人才！我要了18个北师大的，北大的一个，还有华东师大的，复旦的……”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5月，还没等来高考，却等来了抄家。徐福绵没有办法留住那些他爱的文学书，苦苦哀求，希望那些人至少能把马列著作留给他。但一本也没有留下。不仅没有了书，连睡觉的被子也没有了，学生高正仁心疼老师，偷偷送来一个已经没有毛的光板的羊皮袄，这个羊皮袄陪着徐福绵在荒寒的戈壁待了10年。

    徐福绵被流放到农场劳动，农场名叫“帕其叶”，维吾尔语就是“鹰都不落的地方”，那是一片盐碱滩，生活极其艰辛。满腹诗书的徐福绵每天放羊、种地，徐福绵说：“我们在南疆率先推广旱播水稻，种400亩，年年亩产在400多斤呢！”繁重的体力劳动摧毁了他的健康，他的家也破了，但他的理想还坚守在瘦小的躯壳里。

    1978年，徐福绵摘掉了右派的帽子，重登讲台。1987年，徐福绵被授予特级教师称号。1991年，荣登《中学语文教学参考》封面人物。

    1994年，徐福绵提前退休，应石化中学校长黄乃洋的邀请，来到石化中学，一干又是10年。

    2002年，徐福绵参加北师大百年校庆，并在特级教师论坛上发言。

    2004年，接受乌鲁木齐一中陈福海校长的邀请，来到一中、八中担任顾问，又干了4年。

    到2014年，徐福绵仍没有停下教育的脚步，出入于中学，为教师解惑，教学生做人，即使到了耄耋之年，热情亦丝毫不减。他的背影里，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场，那就是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胆忠心，对新疆这片热土的无限眷恋，对教育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他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教育人。

    （作者单位系新疆教育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