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实在太生气了，一周5天，这孩子已经迟到4天了，远远超出了我的忍耐极限。第二天，我一大早来到教室，像一棵树一样站在讲台上，眼睛死死地盯着班级最后一排的那张桌子和墙上的时钟——马上就到早读时间了，这孩子还是没到！

    眼看着时钟一晃一晃地转动着，我的心情变得又急又气。如果再迟到，他就连着迟到一个星期了，这对于一个格外守时的老师来说实在不能容忍。

    很快，事实就摆在眼前：他连续5天迟到了。

    又等了许久，他终于在早读开始十几分钟后来了。我心里已经开始盘算批评他连续迟到的说辞了……

    下课后，我把他叫到办公室，刚准备开口，他先说话了：“老师，我今天又迟到了，答应的事情没做到，对不起。”听他这么说，我原先的怒火突然消失了一大半，竟然不忍心责怪他。

    我转念一想，是啊，他爸妈自己开公司，工作很忙，他从小就没得到过多少关注，前两年妈妈生了二孩，有一些习惯不好也很正常嘛……想到这里，我竟有点同情他，于是跟他攀谈起来，更多从他的立场考虑问题。我从他早上什么时候起床问到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又问他每天迟到的原因。开始他有点吞吞吐吐，后来几乎毫无保留地对我说起早上的一切。于是，我开始明白了：许多时候他也很想准时起床，做个按时到校的“好孩子”。但是克服不了心里的惰性，习惯了晚睡晚起的作息，而父母由于工作忙且要照顾妹妹，更多时候根本顾不上他。久而久之，孩子就在惰性和理性的不断斗争中循环往复，最终理性失败了。

    作为教师，如果想改变学生不好的行为习惯，应该从学生生活习惯、生活环境等实际情况出发，给予他们充分的理解乃至必要的支持。

    此时，我已经完全放弃用“耳提面命”的方式批评他，反而顺着轻松的谈话氛围转移了话题——我问他：“如果老师想在下周一早上请你吃早饭，你愿意吗？”听我这么一说，他的眼睛意外地闪亮，竟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愿意！”我补充道：“但是你也知道，老师家住得远，我每天早上会提前到学校，如果我请你吃早饭，你必须早点来学校才行，会不会有点为难？”他一听，先是有些犹豫，稍稍思索后爽快地答应道：“好！”

    接下来那个周一早上，我一大早来到教师餐厅，带着略微不安的期待等着那个孩子的到来。6点40分，果然看见他背着书包一路小跑来到教师餐厅。看到他来我开心极了，给他点了餐。他也从书包里掏出妈妈准备的点心，一边与我分享，一边聊着爸妈听说老师要请他吃早饭，如何一大早“隆重”地叫他起床并送他上学。那天，我们愉快地吃完了早饭，又早早到了教室。

    我们就这样“约早饭”一直“约”了整个学期。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我再也没跟他聊过迟到这个话题，但令我欣喜的是，他几乎再也没有迟到过。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初三毕业。

    长久以来，我们简单地将教育的过程看作是对学生施加的一个所谓“积极正面”影响的过程，在我们认为的“白纸”上按照既定的方法绘画，添加我们喜欢的颜色，然后让学生达到我们心目中“好学生”的要求、成为“美丽的画作”。学生的发展是学生的自主建构，只能由学生自己来完成。试想，如果孩子能主动做到不迟到，他们自己何尝不愿意这样做呢？

    经历了这件事我才明白，我们要学会悦纳每个孩子，尊重孩子独特的生命存在，在倾听的基础上适时给予帮助。在这样的观念指导和用心交流的前提下，才可以轻松用“一次早饭”解决学生迟到的顽疾。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科利华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