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看随想

    本文选自科幻小说《海伯利安》，这里选的是6个朝圣者在向海伯利安朝圣途中，第三个朝圣者诗人塞纳利斯述说的故事。他因为宇宙航行的缘故，右脑只剩下9个词语可用。但是他在荒芜之地劳作，反思语言的价值，不断思考，又找回了自己的语言。在他这段对语言的反思中，既有现实历史上的著名诗人和哲学家，也有他虚构出来的诗人，比如中国诗人吴侨之。在科幻的背景下，我们更能感受到无论在何种语境，语言是存在的家，是人类无法回避的终极命题之一。（杨赢）

    二十世纪最受敬重的作家威廉·加斯，曾经跟人说过这样的话：“词语是至上之物。它们是有思想的。”

    的确如此。有一个理念曾经让柏拉图对人类感知产生懵懂观念，而词语更加纯粹超然。但它们也是装着欺骗和错觉的圈套。词语让我们的思想转向自我错觉的无限小径，事实上，我们大多数的思想生活都住在由词语建成的头脑大厦中，也就是说，我们缺乏必要的客观，无法发现语言对现实的可怕扭曲。举个例子：“信”，这是中国的象形字，字面上看，是一个人站在他的言语旁边。到现在为止，这字还是这个意思。但是近英语中，“integrity”代表着什么意义呢？或者“motherland”？或者“progress”？或者“democracy”？或者“beauty”？但正是在我们的自欺欺人之下，我们成了上帝。

    有一位哲学家、数学家栖于一身的人，名叫伯特兰·罗素，这家伙跟加斯出生在同一个世纪，也死在同一世纪，他曾经写过一段话：“语言不仅仅用来表达思想，而且可以创造思想，没有它，就不会存在这些思想。”这就是人类创造性天赋的精髓：不是文明的大厦，也不是什么可以用来毁灭文明的重击闪光武器，而是词语，它们就像精子攻击卵子一样让新观念蓬勃发展。有人可能会说，词语和想法这对孪生婴儿，是人类能够、将要、或者应该为纠结不清的宇宙作出的唯一贡献。（是的，我们的DNA是独一无二的，但蝾螈的也是。是的，我们建造了人工制品，但是海狸和蚂蚁建筑师也同样如此啊，此时此刻，我能看见它们在码头前端建造的锯齿城堡。是的，我们通过数学的梦想编织出了真正的事物，但是宇宙本就是由算法连起来的。划一个圆，圆周率就蹦出来了。进入新的太阳系，第谷·布拉赫的公式就在时空的黑丝绒斗篷下等着呢。但是，宇宙把词语藏在了哪里呢？在它那生物学、几何学或者没有感知的石头之下吗？）甚至我们已经发现的智慧生命种族，木星II的肥佬、迷宫建造者、希伯伦的赛内赛移情精、嘟噜哩的黏人、光阴冢的建筑师以及伯劳，他们留给我们的是神秘，是晦涩的制造物，但是没有语言。没有词语。

    诗人约翰·济慈曾经对他一位名叫贝利的朋友写过一段话：“我什么都无法确信，我只相信真爱的神圣、想象的真实。想象攫取的美丽，必定是真实的。不管它过去是否存在。”

    中国诗人吴侨之，大流亡三百年前死于最后一次中日战争，他也理解了，并记录在了通信志中：“诗是现实的疯狂产婆。它们所见的，不是现实之物，也不是可能之物，而是必将实现之物。”后来，他死前的那周，他把最后的磁碟交给了他的情人，吴侨之说：“词语是真理弹药带的唯一子弹。而诗人就是狙击手。”

    瞧，起初有了词语。人类宇宙慢慢编织，词语便被赋予了血肉。唯有诗人能扩张宇宙，发现通向新真理的捷径，就像霍金驱动器在爱因斯坦时空的屏障之下一穿而过。

    作为诗人，我想，一名真真正正的诗人，就是要成为人类的化身；接手诗人的衣钵，就是要携带圣子的十字架，就是要承受人类圣母的分娩阵痛。

    成为真真正正的诗人，就是成为上帝。

    也许你会问，只有右脑半球的九个词语，华丽的诗文是如何写出来的呢？

    答案是：我根本就不用词语。诗仅次于词语。本来它就是在叙述真理。我处理“物自身”，暗影背后的物质，编撰强大的概念、明喻、内在联系，就像工程师盖楼一样：先构造出晶须合金骨架，然后玻璃、塑料、彩铝才会出现。

    慢慢地，那些词语回家了。脑子开始重训重组，那进行得相当完美，真是不可思议。左半球丢失之物在别处安了家，在损坏区域重新夺回了首席位置，就像拓荒者回到了被火烧火燎的草原，而草原却被火烧得更肥沃了。以前一个简单的词，比如“盐”，会让我期期艾艾、气喘吁吁，我的脑袋会在虚无中深挖一气，就像舌头舔向没牙的牙床一样，而现在，词语和词组慢慢涌了回来，它们仿佛被遗忘的玩伴名字，又出现了。白天，我在污泥场劳作，夜晚，我坐在我那四分五裂的桌子旁，在那酥油灯咝咝的照射下，撰写我的《诗篇》。马克·吐温曾以他一贯的方式发表过意见：“正确的词语和几乎正确的词语，它们的区别，就是闪电和闪电虫的区别。”他是在逗趣，但这并不全面。那段时间，在天国之门上我开始撰写我的《诗篇》，我发现，找到正确的词语，相比接受几乎正确的词语，两者间的区别，就好比一个是被闪电击中，一个单单是观看闪电表演。

    于是我的《诗篇》开始了，成长了。我把诗写在循环利用的榨血草纤维制成的薄纸上，那是他们成吨成吨地生产出来作为草纸用的；我用廉价的标签笔潦草地写着，那笔是在公司内部的商店里买的。《诗篇》初具规模。随着词语回归，就像三维拼图的碎片各就其位一样，我发现我还需要一个形式。我回忆起巴尔萨泽君的教学，试了试弥尔顿的叙事长诗一般韵律感十足的华贵。信心回来了，我又加入了拜伦那罗曼蒂克的感性，同时加入了济慈对语言的称颂。我把所有的这些都搅了进去，还掺了少量叶芝那才华横溢的犬儒主义，加了一撮庞德的晦涩、故弄玄虚的傲慢。我把它们剁碎，切丁，加入了另一些佐料，比如艾略特游刃有余的比喻，玳兰·托马斯的位置感，德尔莫·施瓦茨的末日感，斯蒂夫·藤恩的恐怖笔调，萨姆德·布列维的清白宣告，丹东对绕弯子般的韵律结构的喜爱，吴侨之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埃德蒙·吉菲里拉的玩世不恭。

    当然，在最后，我把整个大杂烩扔掉了，以我自己的风格写下了《诗篇》。

    （选自西蒙斯《海伯利安》，潘振华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