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夏献平  深圳市育才中学校长助理，广东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深圳市南山区中学生物教研员，华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编有《中学生物教学热点互动》《新课程高中理科教学案例（生物）》等。

    郑 炜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教师，著有《座头鲸的双面生活》，联合著有“少年轻科普”系列丛书《灭绝动物：不想和你说再见》《好脏的科学：世界有点重口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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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师报：从已经出版以及即将出版的作品来看，两位老师出版的书是有反差的，两位如何看待这种不同？

    夏献平：是的，我主编或参与编写的书大多是生物学科教学方面的，稿源大多是自己平时写的随笔。即将出版的专著《我是生物学教师》是在过去所写随笔的基础上进行补充修改的。

    我参与出版的书与儿童科普书有明显不同。一是读者对象不同。前者主要是生物学科教师和学生，后者主要是学生。二是写作要求不同。我的书更注重严谨性、针对性和实用性。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生物教学热点互动》这本书，刊登的是对高考、教材和教学等问题进行深度思考和讨论的内容，也是中学教师关注的热点。我参与编写的教材是按照课程标准要求编写的，要求非常高，教材的审查也非常严格，其内容反映了国内外的最新科技进展，浓缩了多年来的教研成果。儿童科普书是结合儿童的认知水平而出版的读物，更强调情境引入，更注重趣味性和可读性。

    此外，供教师阅读的书可以呈现不同观点的争论，而儿童用书所涉及的知识一般有明确结论。在科学性要求上，教材比儿童科普书要求更高。

    郑炜：这种不同是自然而然的。编写与教学相关的书籍需要充足的教学经验和扎实的教研思考才能胜任，而且也要有合适的组织契机和市场需求。科普书籍的价值在于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传播知识，是对学科知识的课外补充，自由度比较大，涉猎的范围可以很广，对于知识体系的完整性没有教材编写那么严格的要求。

    中国教师报：在两位老师看来，每个教师都能成为写作者吗？

    夏献平：广义看，书面表达就是写作。对教师来说，写作活动无处不在，任何教师都是写作者。教师对自己的所有教学行为进行记录就是写作，例如撰写教学设计、编写试题、写听课笔记和工作计划与总结，都可以是写作。给学生写评语，给家长写书面通知，也是写作。只是写作者所写的文字不一定是公开发表的，公开发表的文章需要花更多精力进行创作。

    应该说，不发表文章和不出版专著的老师，很多是学生欢迎、家长满意、领导放心的好老师。只是他们的成功经验辐射面相对较小，也就难以被更大区域范围的同行所认可和学习。

    郑炜：不仅每个教师，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写作者，写作本身是利用文字来记录和传播信息，是人类众多表达方式中的一种。思考清楚写作的目的，能够帮助一个人更好地提升写作能力。但我并不认为写作是成为好老师的必然条件，写作对于思维和表达的锻炼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达成，写作并不是唯一的方法。

    中国教师报：作为生物学科教师，两位认为在写作上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对一线教师来说，写作存在哪些困难？

    夏献平：不同学科教师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生物学科是一门实验学科，生物学科教师的教学过程本身就是教学理念的实践过程，常常是与学生一起体验科学的探索历程。教学中，根据具体情境引导学生通过证据获得结论，这为写作奠定了比较好的学科思维基础。

    生物学科发展迅速，新研究、新发现层出不穷，学科知识永远落后于科学发展的速度。欲将新知识及时落实到课堂，需要有人研究并及时写成适合中学教师阅读的文章，这是一个很好的写作契机。

    一线教师写作的主要问题是工作压力大、动力不足。对一线教师来说，发表文章的成功率不高，出版专著若没有经费支持也很难。如果没有得到更多激励，很难有持续的动力。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写作是专门从事研究的人的事，教师不应该花太多时间用于写作。其实，一线教师有更多的实践案例，更方便写作。

    郑炜：我想，学科本身并不会对写作造成特定的优势和劣势的影响，写作更多还是跟写作者个人的思维和表达能力相关。

    说个有趣的事情，学校公开课无论哪个学科我有时间都会去听，学生有时很惊讶，生物老师怎么来听中文课、西班牙语课，学生很自然地以学科来给老师贴标签，其实有些狭隘。

    在生物学科中待久了，我能感受到这个学科对气质和思维习惯的影响。比如，生物的多样性让我能够更好地欣赏差异之美；生物与环境休戚相关，让我在生活中尝试更多环保行为；生物作为复杂系统强调层次性，这种意识在写作内容排布上也会隐藏其中。

    教师职业本身在我看来并没有写作上的壁垒，但从亲身经历出发，如果除了学科教学同时担任班主任的话，我觉得写作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时间和精力。

    中国教师报：您是用什么时间写作的，写作是否增加了工作负担？

    夏献平：对教师来说，写作是业余的工作，也是自由和自主的，我的写作可以随时随地发生，往往是凭兴趣进行，大多是对教学工作的记录和总结，所以不觉得是负担，甚至认为没有写作的教学很乏味。

    写作需要安静的环境，但事实上我的写作活动比较多发生在听报告、听课和集中学习的过程中，许多随笔都是在教研活动中完成的。例如，2004年在参加新课程培训中，对部分专家的讲座内容持有不同观点，我连续写了多篇文章在媒体发表。

    郑炜：素材的积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但正式动笔，我喜欢在夜晚把自己“封印”在书桌前，古典音乐循环播放，让文字开始流淌。科普写作题材有时就是课堂上、生活中生发的小问题的拓展，经过一番信息收集、整理之后成文，又能反哺课堂教学，所以非但不会增加工作负担，还是日常趣味小点缀。

    中国教师报：怎样找到写作的起点？您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夏献平：对教师来说，写作的起点主要是课堂教学与教研活动，包括学生的提问。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87年给高三学生的一次讲话。学生觉得讲得好，我就给同事看，同事说应该发表，所以就投稿发表了。

    曾经学生说我对“菌”的发音不准，我就查字典。如今，查字典成为我备课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久而久之发现《新华字典》与教材的表述存在矛盾之处，于是写了《对新编新华字典质疑》的文章。

    说起写作，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学生，学生是我的教研之源。他们听不懂我的讲解时，我就努力找他们能听懂的办法。这些对知识理解的方法和表述形式都成为我文章中的素材。

    郑炜：写作的起点于我可能还是一种源自内心的表达冲动，对于有趣知识的分享欲望。我从学生时代开始一直保持写作的习惯，真正涉及科普文章写作则源自外公的邀约。外公曾是地理老师，能写会画，他退休后为安徽《少儿科技》杂志画插画。能与外公合作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于是，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有关麋鹿的科普故事系列连载。毕业工作后，我的一位同学参与科普写作，并向编辑部推荐了我，从此开启了《座头鲸的双面生活》的创作。

    中国教师报：出书过程中，是否有想放弃的时刻？写作遇到了哪些困境？开始写作之前，做了怎样的准备？

    夏献平：我想出专著的愿望，应该是36年前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当时每天都写日记，记录当天的故事。例如，上课时黑板没人擦，是我自己擦，还是让值日生擦？作为班主任，总觉得这个问题有讨论的必要。于是就记录下来，但没坚持多久就放弃了。后来，记录的大多是某个知识的教授方法，某道题的解法等。这些内容也自然成了学科论文的写作素材，后来许多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写作的困境主要是来自自己，总想写出一鸣惊人的文章，可能最后什么也没有留下。在自己产生某个新观点时，如果没有及时记录，也难以写成文章。我需要突破的困境是解决写作的动力问题，努力提升自己的使命感。

    郑炜：真正放弃的念头从没有过，这与我的个性有关，不喜欢半途而废，追求完成感。但我也不是那种自律的写作者，经常处在灵感枯竭、下笔困难、拖延稿件的状态之中。寻找灵感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留心观察自然，把所有的感官打开，研究花草鱼虫；课堂上学生提出的奇怪问题不要轻易放过，对于习以为常的问题要多问几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