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东奥、世博，带着1300余名学生在长城上开展的大地艺术课程上了“热搜”，陶汪来竭力拆除围墙、穿越学段，为学生健康成长提供丰富的课程供给。他说，闭门造车不会带来发展，校长不能仅凭经验办学，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是好校长应具备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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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后校园，学生有的坐在廊道长椅上读书，有的在空旷地玩长板，有的在安静地练毛笔字，还有的在为艺术节排练节目，唯独没有人在教室做题……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区第一中学——一所没有弥漫紧张氛围的高中。

    延庆区距离北京中心城区约84公里，“远”是许多人对延庆区的第一认识。与中心城区学校相比，无论师资、生源、教育资源都没有优势，不过延庆一中党委书记、校长陶汪来没有选择通过“刷题”提升办学品质。

    “只‘刷题’不能让学生赢得人生，即使要赢得高考，也不是‘刷题’就可以的。”陶汪来认为，“教育改革的形势已经变了，高考不仅是考知识，更是考素养。”

    2016年，陶汪来来到延庆一中，在管理和教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提出“生态教育实现生命绿色成长”的主张。渐渐地，延庆一中在北京基础教育版图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名气。有人说，延庆一中是北京基础教育改革的一匹“黑马”。

    陶汪来何许人也，他是如何带领一所郊区高中在北京实现“异军突起”的？

    从城市到郊区

    陶汪来教育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是2013年。这一年，陶汪来成为北京市引进的第一类教育高端人才，从工作了近20年的安徽省合肥市来到北京市海淀区。

    初到海淀区，陶汪来面临多个选择，他最终与北京市育英学校达成意向。谈及原因，陶汪来说，做人要诚信、厚道，不能受利益吸引便背信于人。

    进入育英学校后，陶汪来担任高中部校长、校区执行校长，结识了不少北京教育人。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陶汪来发现北京基础教育的教育理念、师资队伍、课程教师、管理体制等并不都在一个水平，城区较高，而郊区是短板。

    2016年，延庆区教委找到陶汪来，希望他到延庆一中担任校长。本着改变一方教育的想法，他开始了城区、郊区两头跑的日子。

    “学校不放人，只当我是去支教，行政关系留在育英学校，服务年限到了就回来。”陶汪来介绍。同时，亲友对他的选择也是质疑或反对。妻子一人住在海淀，生病了也没人照顾。“事业和生活很难兼顾。”陶汪来说，“干事业有时候只能让家人受点委屈。”

    改革从何处开始？延庆一中是什么样的状态？为了听到真实的意见，陶汪来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制作成铜牌挂在学校大门口，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联系到他，手机24小时不关机。

    “刚开始电话每天响个不停，有老师、有家长、有学生，反映各种问题，还有胡搅蛮缠的。”陶汪来说。

    其实，陶汪来没打算一直留在延庆，想等学校有起色了就回城区，但随着工作的深入，他深深被当地领导的真心真情打动，被家长、学生的渴望感化，决心扎根延庆——2020年，陶汪来把关系转到延庆区，“成了地道的延庆人”。

    “为人师表是老师的金字招牌”

    “大姐，你把土豆放在架子上好不好，不要放地上，这样不符合规定。”

    “放地上怎么了，以前都是放地上，也没怎么样啊！”

    ……

    这是陶汪来到延庆一中后遇到的一块“硬骨头”。每次卫生部门检查，学校食堂各项指标都“不合格”，陶汪来叮嘱多次都不管用。不仅如此，食堂饭菜品质不高，师生都不愿意吃。学生不吃食堂往外跑，不仅有安全隐患，还可能招惹社会不良青年；老师下班忙着回家做饭，学生想找老师却找不到。每年食堂经营亏损几十万元。

    “民以食为天，吃不好哪能学得好、安心工作”“一所现代化的学校，管理不能依靠人情关系，应该靠制度”，基于这样的认识，陶汪来参考兄弟学校经验，把食堂托管给有资质的企业。

    陶汪来扔了一个小石子，没想到却激起千层浪——食堂原来的工作人员闹，关于陶汪来的举报信像雪花一样飘到各级政府领导那里，甚至有小混混威胁陶汪来的人身安全。

    有人劝他“恢复原状，不要得罪人”，陶汪来态度坚决：“改回去不可能，除非让我走！”

    “改革必然引起阵痛，但时间久了大家都理解了我，知道我不是为了个人名利、业绩，而是为了师生好、学校好。”陶汪来说，从不理解到理解，再到配合、支持，大家逐步接受并认可了他。

    谈及往事，陶汪来是感恩的，如果没有领导支持、师生配合，学校发展不可能走到今天，“不管是管理改革还是教育教学改革，成功的秘诀就是站在教师、学生的立场想问题、做决定”。

    在延庆一中这5年，无论严寒酷暑，无论上班还是参加区政协会议，陶汪来的“标配”都是一辆旧自行车，同事提醒他“这样没面子”，他说“别人看得起我并不是因为我开什么车，而是做了什么事”。平时，他也很少应酬，老师或家长想向他表示感谢，一定会遭到他严厉批评：“为人师表是老师的金字招牌，不容亵渎。”

    延庆一中男生宿舍有一个房间是给陶汪来准备的，他常常跟学生同吃同住，发现问题马上整改。“即使是我们工作没做到位，陶校长也不会批评，而是共同商讨对策，他不像领导，更像是老师的同行者、陪伴者。”教师王毅说。

    以党建引领改革

    199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从教，2013年到北京，从农村到城市，从安徽到北京，党建工作一直是陶汪来的“责任田”，他深知党建工作打开新局面之难。不过，也正是因为熟悉党建工作，他能快速找到症结所在：“党建工作脱离学校具体工作就会枯燥、单调。”

    为此，陶汪来将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立足教学抓党建：将支部建在年级组，推行“党员导师制”“党员五个一”等系列措施。以“党员五个一”活动为例，每名党员帮带一名群众、帮扶一名学生、每学期上好一节党员示范课、每学期写一篇党员故事、每学期完成一万字的理论学习笔记。每次党日活动，教师不仅要谈思想成长，更要谈自己是如何在与学生沟通、课堂教学中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

    党员被推到教师队伍前列，而且还要接受学校规范、严格的考核，如此一来他们会不会更辛苦？

    面对记者的提问，陶汪来解释说，立足教学抓党建，两项工作合二为一，相辅相成，老师不仅不抵触还能积极行动，因为“相当于给老师减负了”。

    今年6月1日儿童节，延庆区举办“红色精神传薪火 童心向党庆百年”主题活动，延庆一中高一（3）班“雷锋班”志愿服务团支部获得了“新时代好少年特别荣誉奖”。

    可以说，“雷锋班”是延庆一中学生传承中国共产党优秀传统的一个代表性组织。每年开学典礼，学校都举行“雷锋班”交接仪式，郑重地将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传递到一批批学生心中。2020年高一（3）班接过“雷锋班”的旗帜后，几乎是月月展开活动——中秋团圆之际学生到敬老院给老人送关怀；初冬时，开展“共赏妫河水、保护母亲河”的宣传活动；寒假时，学生到公园、社区捡垃圾、擦拭公共设施；周末休息时间，学生还为社区的弟弟妹妹辅导学习……难得的是，五届“雷锋班”学生一直对社区一位老人悉心照顾，从未间断，直至老人去世。

    看到学生愿意为他人付出，陶汪来很欣慰：如今学生的信息来源多而杂，学校应该培养学生判断是非的能力，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能忘记今天的美好生活是如何来的，“政治素养不仅是校领导和教师要具备的，更是学生不能缺少的”。

    “改变与学生的关系是改革的重要一环”

    “校长等一下。”说完，男孩右手扫过左臂，左臂扫过右臂，然后半蹲：“校长，您吉祥！”学生这一举动让陶汪来有点懵。“嘿嘿，我们刚看完《茶馆》。”学生说完要跑开。“等等，你今天是什么项目？”陶汪来问。“今天是阳光体育。”学生回答。

    陶汪来还没来得及挪步，不远处的“呼呼”声又吸引了他的注意：“孩子停一下，你会什么滑板绝招？”“校长，我这不是滑板，是长板。”学生张昕煜回答。陶汪来听完哈哈大笑。张昕煜是学校长板社社长，记者询问平时是否有教练指导，“主要是我带领大家练，提前做好功课，然后带着大家学动作。”张昕煜回答。

    沿着空旷地，来到校园长廊，一个女生正在看书。陶汪来走过去问：“怎么不在图书馆看，太吵吗？”女生连忙说：“不是不是，我喜欢在这儿看书，风吹着舒服！”

    每周4天，中午12：30-13：10，学校所有功能室向学生开放，学生自己组织社团活动。13：10后，陶汪来再次带记者来到教学楼，他轻轻推开一间间教室的门——学生已经回到座位，趴在桌子上午休。

    “玩得好，才学得好。”陶汪来如此解释为何鼓励学生自由玩耍，“学校是学生寻找伙伴的地方，况且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学生都是一座金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