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清早，校园里传开了，说是昨夜的暴雨掀翻了老校区的凤凰木。学校搬至新校区已三年有余。说是新校区，与老校区中间其实只隔着一条窄窄的街巷。放学后，我穿过巷子拐进老校区，在重重围观的学生身影里，见到了久未谋面的孙先生。

    我多少有些惊喜。他的嗓门还是很大，半蹲着，麻利地捡拾残余的枯枝败叶，不时提醒着围观的学生。从后背，我探见几根刺眼的白发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着。我的脑袋里忽然涌出一个字——巢。一巷之隔的这里，似乎更像他生命意义上印刻的一个符号——从青春躬耕到白发的故园。

    倒下的凤凰木旁边是一间从前的梯形教室。当年，我曾一次次青春焕发地站在那方讲台上。半年窗门紧闭，蛛网早已密布，空气中有春日里弥化不开的浓重的霉味。

    刚毕业那年，我被作为一校之长的孙先生拎去市里参加比赛。头一回“上阵”磨课，人还没坐定，几位资深专家就开始包围着我，面带微笑却如庖丁解牛，你一言我一语地往来争锋，“鲜血淋淋”地撕扯着，第一节课就这样“土崩瓦解”。我忍不住当场流泪。哭过，还得继续上阵，多番打磨之后，孙先生终于点头。比赛那天，前前后后十来个人跟着我，阵势庞然仿佛送嫁一般，孙先生则蹲守校内岿然不动。待我笑脸盈盈归来，他竟淡然地只说了一个“好”字。接下来的几年，大大小小的讲台上，我逐渐运筹帷幄、游刃有余起来。无一例外，幕后都有孙先生默默的支持。

    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为某个课堂细节的生成处理争得面红耳赤。一次，我固执地保留自己的意见并带到赛场。过后，我如实告诉了孙先生。他说：我又想想，还是你这样处理好。后来，我读到老子《道德经》的一句话，豁然开朗。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可谓圣心高远，微言大义。教学也如同烹小鲜，精心备料、用心烹调、适时调味，急缓有度地把握好施教的环节和进程，才能端出众口皆碑的菜品。如此想来，孙先生真是高手了。

    大约7年后的又一次研讨课，孙先生听完后，说：你的眼睛不一样了。我立刻明白了他话里的含义，有种想笑又有点想哭的感觉。光阴如此刻不容缓地裁剪着芳华，浓淡相宜地把生活点点饮尽之后，我渐渐长袖善舞、明眸善睐，沉稳有序地演绎着繁简共荣的课堂气象。

    一日，我在校园的小路上偶遇孙先生。前些天的晚报教育记者，不约而同地采访到我俩，我发表的言论与他恰恰相悖。他叫住了我，我一怔，以为他又要以公开课的标准开始侃侃而谈，没想到他笑着简单地说道：求同存异。

    新校区原本是一所医学院校，如今成了一座小学的学堂。一个是抚慰躯体创痛的医者跋涉求知的殿堂，一个是呵护和筑造灵魂的乐园，二者在冥冥中似乎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那年暑假搬“家”时，孙先生像衔泥筑巢的新燕，与工人一起整整忙活了两个月，从“人”字雕像、校园假山到教学楼的名称，都完好无缺地挪移到新校区，以至于开学时老师们惊呼神来之作。新校区的西南角有一座小山包，名曰“马鞍山”，据说曾经是宋朝进士江常的府邸所在，孙先生把它开辟成“地理园”。园子建好时，办公楼转角处的玻璃柜里多出了一些古时的闽南砖瓦，都是发掘时孙先生捡拾保存起来的，有的尚属完整，有的已然破裂成两三片，拼接起来勉强看得出是同一模板的样子。一天，我到办公楼盖章时遇见了孙先生，他又欢喜地攥着几块雕花精美的瓦片，宝贝似地小心翼翼放入柜中。

    如今的校园陡然变大，有同事戏说，若是有急事，该是踩上风火轮才好。平时若要见个人，还真是不容易。孙先生在办公楼三楼，他的灯火依然延续着在老校区几十年的规律，明昧不变。如今又组建了一个新校区，孙先生更忙了。快一学期不见，我还真有点想念他。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泉州市实验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