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什么？乡村之于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意味着什么？乡村教育之于乡村振兴意味着什么？这是推进乡村教育变革必须思考清楚的三大问题。由此，我们才能厘清乡村教育变革的新方向、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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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讲：“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我们认为，教育是乡村的魂，文化是乡村的根。没有教育的乡村是没有希望的乡村，没有教育振兴的乡村振兴无法承担“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时代使命。

    迈向新时代，我们急需大力推动乡村教育的改革，急需将乡村教育放在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探索乡村教育改革的大方向，急需将乡村教育放在乡村振兴大战略中探索中国特色乡村教育振兴之路，急需将乡村教育放在迈向生态文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探索乡村教育的新理念、新思维、新改革。

    如何建构乡村教育新认知

    在乡村振兴的热点中，人们更容易关注产业振兴，较少关注乡村教育。在过往的20年里，许多乡村学校被撤并。按照撤并逻辑，只是乡村孩子需要教育，乡村似乎不需要教育，所以把乡村孩子集中到县城接受教育也就解决了乡村教育的问题。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潜在逻辑是，城市孩子不仅需要教育，城市建设更需要乡村孩子到城市读书。

    基于这样的逻辑，撤点并校成了过去一些地方推动城市化、拉升城市消费的重要途径之一。这种做法对于拉动城市化率确实有效，有学者调研发现，大约有30%的农民是因为孩子上学而进了城。

    还有人认为，在城市化突飞猛进的时代，乡村没有多少价值。在我们看来，这种认识与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完全相悖。目前的一些乡村已经是老人与妇女儿童的乡村。如果不改变这种认知，未来将会出现一大批只有老人、没有儿童的乡村。

    无论我们怎样讲乡村需要搞教育，也会有人以这样的理由反驳：不是我们不知道乡村需要教育，而是乡村确实不能搞教育。目前有的地方之所以还在撤并乡村学校，就是因为主张撤并学校的主政者认为有足够的撤并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乡村学校教育质量差、学生越来越少，迟早要消失。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就会发现这个问题的本质不是乡村本身不能搞教育，而是错误的站位和态度导致了乡村不能搞教育的认知。

    仍然站在过激城市化的位置看乡村。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国内出现一股以西方城市化为参照系的单极化城市思潮。这种思潮认为中国未来现代化的目标就是城市化，相对应的乡村未来的命运就是在大规模的城市化中走向终结；认为乡村是落后乃至愚昧的地方，在城市化浪潮中最终要退出历史舞台。其实，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从根本上矫正这种思潮。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思潮的力量仍然存在。

    教育是中国千年乡村文明的魂，没有了教育的乡村，一定会慢慢走向衰亡。如果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战略不清楚，仍然滞留在原有的城市化思路上，就会陷入乡村不需要搞教育、乡村搞不好教育的困境，甚至以所谓的乡村教育改革之名，行让乡村消亡之实。

    仍然用应试教育形成的“做事教育”思维看乡村。乡村教育问题不是孤立的，乡村教育凸显了当代中国教育的一些问题。目前形成的教育模式起始于近代以来对西方现代化的追赶。这种教育模式，一方面让教育普及程度日益提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另一方面，其最大特点就是将主要教育资源集聚在“做事教育”上，使整个社会从儿童开始就陷入考最好的大学、找最好的工作的焦虑困境之中，不仅导致做人教育严重缺失，而且导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中严重缺位。在这样的教育理念支撑的教育模式中，乡村自然会被认定是很难搞好教育的地方。其实，高度重视教育的中华民族十分注重做人教育（做人教育的黄金窗口期是0岁-15岁），先做人后做事一直是中国传统教育遵循的理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立德树人问题，明确提出了“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

    的确，乡村确实不具有做事教育的资源优势。但是按照中央提出的新的教育方针，乡村恰恰具有满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立德树人教育的独特优势。乡村恰恰承担着矫正西化教育，回归与修复中华文明之根的教育使命。乡村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基因的携带者，作为中华文明之根，是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和魂。乡村蕴含着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原动力，蕴藏着迈向新时代所需要的新文化、新哲学、新动能。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恰恰必须从振兴乡村教育开始。

    如何看待乡村小规模学校

    乡村学校人数少是撤点并校的另一个原因。这个问题一直是教育界有争议和讨论的问题。乡村的小规模学校和小农经济一样，一直是被以现代化思维、规模效益理论否定的对象。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农村学校布局既要有利于为学生提供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又要尊重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方便学生就近入学；既要防止过急过快撤并学校导致学生过于集中，又要避免出现新的“空心校”。意见还提出，要适应一些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师包班、复式教学需要，注重培养一批职业精神牢固、学科知识全面、专业基础扎实、“一专多能”的乡村教师。

    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小规模学校就像小农经济一样，不能实现高度分工产生的规模化效率，是一种低效率、落后的教育方式。这是一种典型的将经济学规模收益理论错搬到教育上的做法。

    乡村教育所承担的主要是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基础教育，这个时期是奠定孩子生命基础的做人教育的关键时期。对于这个时期的儿童，温暖亲情与仁爱滋养是比知识、技能等更根本的教育。这个时期的儿童对父母和家庭有强烈的依恋感，这个时期必须有父母陪伴才能符合儿童生命成长的需要和规律，这也正是许多教育专家反对寄宿学校的原因所在。这个时期的儿童所需要的温度与仁爱的学校教育是准家庭教育，这种准家庭教育一定不是大规模学校，而是小而优的小规模学校。这样的教育才符合儿童时期心理和生命成长的需要。

    从大的方面讲，教育可以分为两大类，做人的教育和做事的教育。做人教育的黄金时间是0岁-15岁。这个时期不仅需要准家庭的小班教育，也需要让年龄不等的孩子在一起的混龄教育。混龄教育环境就是模拟的一个小社会，可以让儿童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社会化的成长，特别是独生子女更需要这样的混龄教育。这样的教育所需要的老师是一专多能，而不是高度分科。按照社会分工的专业教育、规模化教育对于大学是有效率的教育，但做人的基础教育所需要的恰恰是小而优的综合教育。

    目前一些地方在教育理念和管理上陷入的误区恰恰忽视了儿童生命成长周期的规律，按照大学教育的模式设计了从儿童到青少年时期的基础教育，追求做大做强。如果让基础教育回归满足全面发展的做人教育，使教师一专多能，那么基础教育领域的教师就会变成让生命发光的园丁。

    总之，按照青少年生命成长的规律，乡村小规模学校恰恰应该得到鼓励，并在改革中不断完善，而不应该成为撤并的对象。

    如何探寻城乡教育公平新路径

    力推撤并乡村学校的主政思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撤并乡村学校是为了解决城乡教育的不公平问题。

    通过撤并真的能够解决城乡教育的不公平吗？对于这个问题，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无论是许多专家学者的跟踪研究，还是国家的相关文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大规模撤并村校在提升了城镇化率、刺激了城镇的消费和房地产市场之外，给农民孩子带来的是“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等问题。

    在撤并思路的背后，不是一个单纯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和态度问题。我们认为，这种解决教育公平的出发点，并不是真正为了解决教育公平。

    从这个角度看，以撤并村校解决教育公平的思路，是一种人民立场缺位，以城市化思维、懒政思维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可否认，解决城乡教育公平是个难题，但并不是不能解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需要的是立场。这个立场就是要真正站在农民的一边。如果站错了位，就很难从更高维度上破解城乡教育不公平的难题。

    只要把立场调整过来，我们就会更加重视解决乡村教育现实问题的各种探索。目前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许多让乡村教育重新焕发生机的改革探索。这些探索既有一所学校、一个乡村的经验，也有整个区域的经验。

    山西就有不少就地搞好乡村教育的典范。在多家公益机构的支持下，由北京一批专家教授探索的让教育回村、让乡村成为儿童乐园的教育实验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按照儿童全生命成长规律开展的“亲情、亲乡土、亲自然”的“三亲”启蒙教育取得了重大突破。近三年来，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关头村的“三亲”教育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沈阳等大城市的31名学生，学生家长在关头村租住民居，边陪孩子读书，边以“新村民”的身份参与生态、幸福社区的建设，关头村成为他们稳定的第二故乡，陪读的家长组成社区，开展了各类手工业，使关头村开始走上教育振兴乡村的路子。

    2017年，山西省大同市的邢庄学校的小学只有3个孩子、4个老师，但在邢庄村委支持和一位有事业心的校长努力下，这个最初只有3个孩子的学校已经发展到有110多个学生、25个教师，服务周围七八个村庄。